世界各国“碳中和”目标的承诺与提出,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关键阶段。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经济总量第二大的国家,我国始终肩负大国责任,牢记大国使命,发挥大国影响,不断努力向国际社会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交满意的中国答卷。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与母亲河,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纽带与生态宝地,关系着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工作的进展,事关民族振兴、国家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千秋大计。当前是我国提出“碳中和”目标承诺与“十四五”规划制定实施的伊始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工程推进的攻坚阶段,同时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因而,将“碳中和”目标与黄河流域重点生态地区发展相结合,是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升碳治理能力、保障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途径与高效方式。为了有效解决气候变化引致的温室效应、空气污染与其他生态危机,为了统筹协调“碳中和”目标理念与治理实践的一致行动,为了全力打造“碳中和”目标下的重点流域生态示范区,积极促进气候治理与生态修复的协同共进,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治理的协调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在“碳中和”目标理念的指导下,探索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评价的科学方法,研究其中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丰富黄河流域碳治理的科学决策依据,进而加快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进程并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保障实施,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碳中和”目标要求的指导下,以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为研究对象,遵循“基础研究——绩效评价研究——影响因素分析——提升路径研究”的逻辑思路,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碳治理绩效的基础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绩效评价理论、碳足迹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生态文明理论的有机结合,以及黄河流域碳治理的发展历程、政策文件、治理机构与治理模式的总结论述,在理论工具和实践基础层面上,确定“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评价体系中的指标设置和数据来源,从而构建以“碳中和”目标实现为前提的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与熵权法（EWM）的科学应用,对黄河流域2010年至2019年的9个省、自治区的碳治理绩效的转化效率、产出效益及综合绩效进行静态与动态的评价分析;通过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测度结果、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STIRPAT模型分解,确定“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以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动态综合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影响因素的二级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通过筛选适合的空间计量模型对各影响因素指标进行检验与实证分析;基于碳治理绩效评价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分析,从黄河流域总体发展与黄河流域各省（区）的个体发展两个维度出发,因地制宜地为改善“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制定路径方案并贡献参考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黄河流域各省（区）碳治理绩效水平与“碳中和”目标实现存在差距且时空差异性显著。本文就黄河流域碳治理静态绩效评价与动态绩效评价的两个层面,分别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熵权法（EWM）,从转化效率、产出效益与综合绩效三个维度出发,对黄河流域各省（区）的碳治理绩效进行总体、时间演化和空间区位的全方位评价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在2010年至2019年间,黄河流域碳治理静态综合绩效水平整体偏低、两极分化较严重、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但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其中河南省、山东省与四川省的碳治理静态综合绩效相对较高;其次,在2010年至2019年间,黄河流域碳治理综合绩效动态水平呈小幅度增长的态势,表明黄河流域整体碳治理能力处于逐步提升的阶段,其中青海省与山西省的碳治理动态综合绩效相对较高;最后,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呈现治理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的现象,其中能源资源投入、劳动力投入、治理资本投入存在不足、过剩或浪费等效率低下问题,经济发展产出、碳汇能力产出相对不足,碳源排放污染的负面产出相对较多。第二,“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各省（区）碳治理绩效主要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政府支持的空间效应影响。鉴于黄河流域各省（区）地理区位的联系与地貌特征的差别,致使在进行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时,空间关联性因素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与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的测算结果,得出2010年至2019年间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存在着较弱的空间相关性,验证了黄河流域各省（区）碳治理绩效存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效应,因而本文筛选并最终确定使用静态空间杜宾SDM模型的双固定效应模型,对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13个影响因素指标进行假设检验与空间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来看,除城市化水平因素以外,其余影响因素指标均会对本省（区）的碳治理绩效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关系,然而在空间效应的干扰之下,部分影响因素指标对邻省（区）碳治理绩效水平的作用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暂且不予考虑,还有一部分影响因素指标虽然在邻省（区）碳治理绩效水平相关关系分析层面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其影响程度与对本省（区）碳治理绩效水平而言有所下降,从个体影响因素指标的实证结果来看,人均GDP指标、产业优化程度指标、互联网普及率指标、清洁能源开发指标以及政策关注度指标对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大。第三,黄河流域各省（区）应从全面布局与个体发展两个维度综合提升碳治理绩效水平进而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依据“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评价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从宏观流域层面和微观省（区）层面制定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与有效策略:就全面布局角度而言,应从顶层设计统筹推动碳治理进程、人口结构调整适应碳治理模式、经济发展转型助力碳治理优化、技术创新手段支撑碳治理发展和政府全面支持保障碳治理实施五个方面推动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总体发展;就微观行政单位角度而言,利用Q型聚类方法依据黄河流域各省（区）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测算值和碳治理绩效的13个影响因素数据将黄河流域9个省（区）分成五类,第一类省（区）应加强碳治理基础建设,第二类省（区）应重视碳治理资源保障,第三类省（区）应优化碳治理创新环境,第四类省（区）应催生碳治理成果转化,第五类省（区）应构建碳治理发展高地。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将“碳中和”目标纳入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之中,在以往只以碳源排放作为主要关注点的碳治理绩效评价标准中增加碳汇吸收的视角,从“碳中和”目标理念的碳源排放与碳汇吸收两个维度出发,建立综合指标体系用来对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进行科学测度,整体评价分析测度结果,寻找与“碳中和”目标实现之间的差距,完成“碳中和”目标视角与碳治理绩效研究的创新融合,为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进程的推进以及流域碳治理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可参照借鉴的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第二,研究理论的创新。首先,将绩效评价理论、碳足迹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生态文明理论相结合设立“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构建以实现“碳中和”目标为前提的碳治理绩效理论体系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其次,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碳治理绩效提升相结合的角度丰富生态文明理论内容,一方面开拓了生态文明理论新的研究领域,为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增添以“碳中和”目标实现为前提的碳治理绩效研究的理论内容;另一方面为探索流域碳治理的科学模式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为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研究框架的建立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依据。最后,通过碳足迹理论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组合将“碳中和”目标要求纳入碳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尝试构建“碳中和”目标实现阶段的碳治理绩效评价理论。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将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与熵权法（EWM）相结合测算包含转化效率与产出效益在内的综合碳治理绩效结果,既测度了绩效评价理论“3E”标准所涵盖的三种类型的碳治理绩效结果,又比较了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静态与动态形式的表现差异,从而完整实现了“碳中和”目标要求下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全面测度。其次,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剖析黄河流域碳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实现空间计量与绩效影响因素分析的有机结合,为“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不同省（区）碳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最后,采用系统Q型聚类方法对黄河流域各省（区）碳治理绩效水平进行类别划分,揭示黄河流域不同省（区）碳治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分布特征,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黄河流域不同省（区）碳治理绩效提升的具体路径与有效策略以便进行借鉴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