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民众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人的现代化之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也越来越踊跃投身于现代性人格养成的教育实践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中本没有公民、公民教育的提法。作为外源性事物,公民教育在中国历经与其发源地迥异的演进历程,前行的步履艰难而多舛。整体而言,中国公民教育依托于思想先导,成熟于思想引导与教育实践的互动,思想与实践构成公民教育发展中的两个支点。因此论文第一章重点探讨公民、公民教育思想的理论推进。回望公民及公民教育思想萌蘖的历程,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公民理想渐次导入的历程,即公民观念在中国中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历程。从清末进步思想家、出使人员及传教士的思想传播,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有关公民人格的初步构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民主教育思想的绽放,再到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启蒙,国人在进步人士的思想引领下生发了对公民人格的热切向往。其二,国人引入异域公民教育理论,以图在时代际遇中为社会发展塑造适宜人格的努力。从凯兴斯泰纳到杜威,域外的公民教育理论经教育界、思想界的译介在中国得以传播,为公民教育落地生根进行了理论铺垫。从根本上讲,前者侧重从臣民到公民的思维转换,后者侧重公民人格的理论探求,在历史时空中是胶着融合而须臾不可分。公民教育的实践推进集中呈现于第二章,其本土演进的纵向脉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首先,修身教育的更易与公民教育的萌生(清末-1922年),清末修身教育向公民教育的历史转轨因循了自下而上、自民间而至官方的路径。其次,公民教育的实地讨论与本土实践(1923-1927年),围绕公民科的性质、理念、教学、课外陶冶等问题民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触角深入学校层面,这一时期掀起的公民教育运动是公民教育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契机。再次,公民教育趋向异变(1928-1949年),自由宽大的社会氛围为权威主义所取代,公民教育遁入党治意味浓厚的新时期。课程、教科书、课外活动是公民教育中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公民教育历史变迁的时代缩影。因而,第三、四、五章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分别围绕课程、教科书、课外活动展开。第三章重点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程变迁。课程层面,中小学公民教育历经修身科——公民科——三民主义与党义科——公民与公民训练科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课程变迁正是公民教育本土演进的主线,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不同历史阶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既有差异性,又有千丝万缕的连续性,这正是公民教育本土演进中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民间与官方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生动写照。第四章重点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教科书变迁。清末以降,教科书的编审制度、出版机构、教科书种类和数量等都有所变化。教科书文本更是历经更易,内容导向、表述方式、编写体例及语体形式都有所不同。整体而言,形式上愈加完善,但形式服务于内容,教科书的递演中不难窥见自臣民到公民再到党治下“公民”的历史转轨。第五章重点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外活动变迁。重点择取了学生自治会和童子军两项,分析公民教育推进过程中在课外活动层面的展现。学生自治会迂回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不同阶段公民教育培养导向变化的印记,因而侧重从纵向展开讨论；童子军自民国前后引入中国,主要历经民办至官办、军事训练而及政治训练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