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是公司扩大规模、提高经营效率的重要战略之一。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能起到盘活存量、提质增效、转型发展的作用。然而,并购是一项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投资活动,任何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并购的失败。因此,企业需要重视并购架构设计,提升并购成功的几率和投资效益。我国资本市场除上市公司直接并购标的之外,还存在先由大股东等关联方并购标的,在经过一定培育之后,再由上市公司第二次并购该标的的现象。二次并购中首次并购发起方在实务中通常有三类:“上市公司+私募基金PE”、“大股东+私募基金PE”和“大股东”（以下简称中间架构）。二次并购过程中,一些标的经过整合培育,第二次并购的价格相比首次并购有较大的增幅,由此引发“利益侵占”争议。那么,上市公司选择两类并购架构开展并购的经济后果如何、影响因素是什么。“大股东”中间架构在何种情境下有更高的绩效水平,达到协同效应。本文首先从共生理论、并购效率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对概念界定,企业并购类型的价值以及主要风险,上市公司并购中股东之间的关系,大股东控制下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等四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其次,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均值检验、相关性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上市公司使用不同并购架构的经济后果和动因。然后,对“大股东”中间架构的样本进行横截面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果发现:（1）与“上市公司”直接架构相比,“大股东”中间架构的市场反应、并购后上市公司财务业绩以及标的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会更好,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实现了合作共赢;（2）使用“大股东”中间架构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并购相对规模高的情景、国有企业和异地并购;（3）横截面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在高并购溢价的情况下能提升“大股东”中间架构的并购绩效。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本文从关联并购中的标的来源角度,进一步探讨大股东先从外部并购标的,经过整合培育后再由上市公司并购该标的的二次并购问题,研究其经济后果及动因,拓展了关联并购的相关研究;（2）与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问题不同,本文从二次并购视角出发,研究发现大股东能够利用集团资本运作平台优势进行首次并购,支持并购顺利实施,规避或隔离相关并购风险,从而实现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合作共赢”,拓展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关系的研究,同时可供上市公司及监管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