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案”是近年司法审判实践中涉及“对赌协议”的典型案例,其区分对赌协议效力与履行的裁判思路代表着对赌裁判的最新发展。该案的争议焦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回购股份的主体是否包括目标公司当时的全体原股东、经过修改后的新公司章程是否变更了案涉对赌协议的约定内容,以及涉案缔定的对赌协议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在认定该案股份回购主体时,应谨慎区别“回购义务”与“担保义务”,从而认定目标公司当时的全体原股东不应是股份回购主体;“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是法律解释学上最为常用的两种解释方法,通过双向叠加使用这两种解释方法,可以认定本案新章程并未变更案涉协议的对赌内容;有关《公司法》第142条是属于“管理性规定”还是“效力性规定”的两重争论,使得在认定本案对赌协议法律效力时不无争议。随着《九民纪要》的公布,“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得到了更为规范的方向指引。“华工案”创造性提出的“履行可能性”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突出争议。明确对赌协议的规制精神是资本维持原则,确立对赌协议的履行标准是盈余分配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对赌协议“效力”与“履行”二分法的运行思路,客观上将推动对赌协议规制重心后移至履行阶段,进而能够为处理此类纠纷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有效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