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两张皮”的症结迟迟难以解决。我国一直致力于学习德国双元制模式,但是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职业教育与经济运行模式息息相关。德国是协调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特点是基于制度的集体协商,它紧密的校企合作模式依赖于完善的制度体系。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宽松,具有明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诸多德国经验与我国现有经济运行规律相斥,试点大都以失败告终。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充分自由,主张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更加灵活,由此形成了“职业院校-中介组织-企业”这种较为松散的校企合作模式。未来,市场资源配置还要在我国发挥决定性作用,面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有必要尽快探索适合我国经济运行规律的校企合作模式。为了对美国中介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模式进行了解,本研究主要关注了中介组织为什么参与、如何参与以及参与效果的问题。通过文献研究和国别比较,本研究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并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对所搜集文本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采用国别比较法,基于我国现有中介组织运行面临的机遇（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物质基础）与挑战（官方色彩浓厚、专业建设缺失、管理制度严格等问题）,本研究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中介组织改进的两大策略。一是通过观念转变以及政策制度保障提升中介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外部合法性,二是通过脱耦和信心逻辑提升中介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内部合法性。研究有以下几大主要发现。第一,从组织参与的范围来看,美国中介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已经形成了更为细化的分工,校企合作政策、经费、关系协调、课程开发、人才需求调研、证书开发、教师培训、学生实习等都有组织涉及。第二,从组织参与的动机来看,它们之所以参与其中,并不仅仅因为其功能多样能满足校企合作的需求,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法律法规、行政政策的规制性要求拓展了他们的参与空间;长期以来的志愿精神和财富观念为它们赢得了规范性合法性,争取到社会中最广泛的精神和物质支持;而社会自治传统和文化多元主义让它们深深扎根到美国文化传统,获得了文化-认知维度下的合法性,不仅具备了文化自信,也稳固了利益根基。从内部因素来看,组织自身结构的变迁也保证了它们参与的稳定和成功。受组织场域内制度环境的影响,美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介组织的组织结构也受到影响,与制度环境保持同形。第三,从组织行动策略来看,制度环境影响了中介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行动机制,主要有四种方式,分别为组织结构的环境强制输入、组织结构的环境诱致、组织结构的环境授权、组织结构的自致。第四,从组织参与的效果来看,组织通过技术活动的开展,有助于落实制度规则中劳动力教育与培训目标,同时,也能反作用于制度规则,形成更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总体来看,只有激励政策与已有协调能力互补时,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用。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似乎与这种松散的校企合作模式更为匹配,而德国那种紧密的模式可能会违背经济运行的规律。此外,相比于制度构建的高昂代价,这种通过私人秩序构建在最大程度上解决校企合作问题的方式也更为现实。同时,通过研究美国中介组织的参与,人们也很容易发现,教育中介组织的高度灵活、非营利属性以及自治传统都能够大大节约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本研究创新性地从经济运行模式的视角重新看待校企合作问题,并开创性地总结了美国校企合作的运行模式,根据我国经济运行规律,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研究观点,即我国校企合作模式可能在现阶段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内都需要学习美国模式的经验。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美国中介组织的研究范围,并通过多种研究方法,获得更为扎实的一手资料,对中介组织参与校企合作的机制和效果开展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