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是公法行政因素与私法合同因素的创造性结合,其在尽可能消减传统行政行为高权色彩的基础上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创设了意思表示合致下的对话平台,从而就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进行平等对话,使得行政相对人在协议关系下得以突破传统行政法律关系的地位形塑,拥有了同作为社会管理者角色的行政机关就约定事项平等对话的机会。然而,行政协议缔约于行政机关对优化行政管理、提高公共服务效益的追求之下,是行政机关在检视既有治理工具达到治理目标效益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理性选择,这就意味着一旦协议中的约定内容存在疏漏亦或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出现偏差,行政机关选择这一治理工具的期待便落空了,此时便产生了行政机关更正或摆脱协议约定之需要。为使协议运行回归增进公益的正轨,法理上赋予行政机关对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变更或对行政协议进行整体或部分解除的权能,此即行政协议行政性的应有之义。但在运用协议工具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行政机关运用变更权与解除权修正行政协议缔约基础与合意内容毕竟是对原有协议关系的突破,若不对其加以必要的控制与约束,则容易导致行政权的无序扩张。因此,我国现有行政协议制度体系从控权思路出发,通过限缩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正当事由的范围,降低行政机关滥权的可能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以司法解释为主体架构起来的行政协议规范体系,并无法满足实务中协调公益与私益张力的现实所需:一方面,现有规范仅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严重受损作为行使要件的规定使得实践中蕴含着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概念进行泛化解释的风险,进而任意行使变更权或解除权以突破协议的场域束缚,侵害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另一方面,面对实务中出现因意思表示瑕疵、情势变更等原因致使行政协议无法履行或者履行将导致背离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的初衷时,在既有规范框架与“两造恒定”的行政诉讼框架之下,行政机关通过合法路径解决争议以寻求救济的路径并不通畅,可能导致其转而通过扩张变更权或解除权以摆脱协议的形式束缚。这不仅背离了行政协议解构行政管理高权色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制度功能,背离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原则,损害了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亦瓦解了行政协议的制度根基。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行政机关变更权与解除权的规范现状出发,对当前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规定进行了理论溯源,并基于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对当前规范模式进行了法理反思。进而通过对司法案例的梳理,总结现行规范体系下法院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协议的正当性进行司法认定时的基本思路,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面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行政机关不满足单方变更、解除权行使的公益要件但存在合理的权益救济需要的问题,基于协议契约性的考量,尝试在公私法有序衔接基础上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协议的类型进行划分,从而扩展行政机关变更权与解除权的体系构成,并从明确构成要件、确定法律适用规则、完善救济机制等方面探求行政机关变更权与解除权规范运行的制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