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女性意识问题己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但已有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对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期的女性作家和文本的分析，将女性问题看作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事实上，女性意识在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断裂感”并不能说明她已经消失，相反她还曾经努力地折射并在权力文化的缝隙间涌动，涌动的程度更多地是取决于她与革命/政治话语的契合度。90年代后期，随着新生代女作家的闪亮登场，女性写作再次走向融合，由与男权世界的分离、对抗走向“杂居”。许多人由此认为女性意识再次面临断裂。本文想通过历史的考察，来对当代女性写作中女性意识的递变过程及其各个阶段的特征作一梳理和说明，并试图对90年代后期女性文学的转折与裂变作出判断。 潜隐期：在革命/男权话语重合的时代，革命理念中的“男女平等”思想对女性和女性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男女平等”颠覆了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的传统，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十七年的女作家都能够将女性的解放的要求安置在家庭性别之外的文化、社会、民族、阶级以及革命、战争、暴动、牺牲等与国家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政治范畴内，这使她们的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政治烙印和实践色彩。另一方面，“男女平等”观是以抹杀界限、消除差异为前提的，它意味着女性只有把自己构造为阳性才能进入历史的可能。女性的话语与女性的自我陈述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作为一种策略，女性话语必须与革命话语、暴力叙事相结合才能够取得叙事的合法性。象《青春之歌》、《红豆》、《百合花》等作品。女性叙事以革命叙事为外壳，并潜有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但同时，这种策略本身也面临着被遮蔽、覆盖从而取消自己存在的危险性。这种悖论使女性意识只能以碎片的形式潜伏于文本中。 苏生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借助于启蒙话语的搭载，女性意识、女性话语破壳而出，并带有极强烈的女权色彩。表现出对女性基本权利的急切确认，对阻碍女性发展的习俗的愤怒抨击，其反传统的爱情叙事、反家庭叙事、女性同性爱的朦胧书写成为其努力表现的对象。但局限是女性个人化的情感与境遇总是被划归到父权制的话语中指认，在“民族寓言”的导引下，女性形象的主要功能是承受巨大的社会民族焦虑及其苦难，象陆文婷、曾令儿等。再者，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话语缺失的困境也日渐凸现，而且，女性的自我也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发展期：80年代中期，女性意识的内核由启蒙主义向自身的生存体验滑移。这为女性文学面临的话语缺失与欲望空白提供了解决的可能。由于残雪、王安忆、铁凝等女性作家的实验，女性话语在80年代后期被模拟为潜意识场景／女性场景的混合体。女性叙事既不必依附于革命叙事，亦不必搭载于启蒙／宏伟叙事，女性的性别境遇、女性的生命体验成为叙事动机。这样，女性的叙事空间基本形成。 涨破期：90年代初的陈染林白等女作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混合体，以还原与复制男性欲望和放逐“父亲”的方式来反抗男权话语／叙事，通过虚构女性历史，浮现女性身体成长的经验以及书写女性神话来构建女性自身的精神谱系。女性写作以身体为源泉，力图建构一套与男权系统分庭抗礼·的别一叙述策略，这无疑成为中国女性文学迄今为止最富创造性的诗学实践。然而，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情景中，女性的身体写作无意中回应了大众媒体中作为欲望代码的女性，满足了男性的窥视欲望。再者，过分的强调潜意识场景，也就阻断了通往现实世界的道路。 裂变期：90年代以来，一批更年轻的女性作家开始将写作的空间转向现实图景，变潜意识写作为身体写作，变女性价值的乌托邦为现实欲望世界的“空心人”，女性主义最终走向了与男权世界的“杂居”。其实，在一个更为开放和商业化语境中，她们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更为激进的生活方式和世俗的享乐欲求可以看成是新一代女性价值观的某种成熟。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现今条件下若放弃对男权的批判和对抗，完全采用与男性叙事相似或是其翻版形式，则无疑是对女性主义立场的的背叛。 其实不管是在潜隐期，还是浮出历史的地表之后，女性文学似乎都无·法逃脱历史的男性之手的操纵。不管她采用的是主动融入的策略，还是逃离的策略，亦或是全部敞开，她都不能不使自己陷入拯救的绝望之中。但是，正如匍匐在地看不到阴影，反而站起来前行就会投下不可缺失的巨大阴影一样，女性文学的困境与悸论并不能说明她的停滞与倒退。由潜隐而凸现，由暧昧到鲜明，由非合法化到合法化，由边缘到中心，女性文学的发展呈螺旋上升趋势。在一个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文学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苦难后，会有一个“致命的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