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在为晋国确定“启以夏政,疆以索戎”的治国之策时,也造就了晋国特有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加之晋国正处于世袭社会向专制主义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最终成就了晋国特殊的历史过程。而这些特有的历史过程集中体现在“曲沃代翼”、“晋无公族”、“楚才晋用”、“祁奚之举”等一系列闻名于史的用人策略中,研究这些特殊的用人策略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晋国公室与卿族兴衰的始末及原因。具有反传统性格的晋献公在晋武公“曲沃代翼”成功后第二年即位,面对“桓、庄之族逼”及“其土又小,大国在侧”的窘迫形势,晋献公采取极端的处理方式——“尽灭群公子”、“晋无公族”,晋献公的“断臂”之举虽解决了一时之患,但在为晋国奠定坚实基础的同时,也为晋国埋下了久治不愈的顽疾,失去“枝叶”庇护的公室从此只能接受依靠非公族这一事实,异姓异氏的卿族开始有机会步入“幼年期”。同“运”的晋惠公与晋文公因性格的完全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命”。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把自己锤炼成一块“好钢”,执政后实施的一系列选人、用人、育人之举措,为晋国的百年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晋文公采取的“大分封”和“三军六卿制”显然比晋惠公的“作爰田”、“作州兵”更加规范、系统、有效,但也存在明显的利与弊。“利益导向型”的用人策略无疑是促使卿族壮大的一支强针剂。晋襄公执政的八年虽续写了晋国的霸业,但也给晋国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两次更改既定的选人方案。加之继位的晋灵公的年幼,促使卿族有机会进一步蚕食君权,晋国一度中衰。晋成公即位后采取的饮鸩止渴之举:以卿之子弟为公族,证明了此时君权被蚕食的程度已加重。晋景公利用其才智做到了:内使臣下和睦、外使国家扩大,终使晋国摆脱中衰之困局。但晋景公之策重在用人、育人及留人,很少涉及选人,一方面证明当时晋国缺的不是人才而是贤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世卿制对晋景公用人的影响。晋厉公虽有心“尽去群大夫”以重振君权,但在卿族的虎视眈眈下,加之其缺少必备的用人谋略,最终成为卿族的众矢之的而不得善终。与晋厉公性格迥异的晋悼公,治国之方略颇具晋文公之风采,晋悼公侧重以怀柔手段来管理卿族,人才济济的晋国在晋悼公的管理下成就了霸业的全盛。但妥协只能拖延却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方向,晋悼公晚年“政逮于大夫”的事实证明已病入膏肓的晋公室只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晋平公在接过君权接力棒的同时,也退出了君权与卿权的争斗。此时正值壮年的晋国的卿大夫家族开始成为政治舞台中挥舞用人策略的主角。摆脱最大威胁的卿族,开始将目标对向彼此,此消彼长之间,各卿族不同的选嫡子、用家臣、育人之举措影响到各自不同的家族命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与恃才傲物、有恃无恐之间机会显然总是把握在准备充分的一方。从选人、用人、育人、留人的角度分析,我们看到:几乎每位国君、每个卿族都会涉及用人,但会用人的君主几乎都涉及到选人、用人、育人,例如:晋文公、晋悼公;卿族也同理,例如:赵氏。而留人之策依笔者之见在各自的操作中已融入其他三项中。这也就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晋文公、晋悼公得以称霸、复霸,赵氏作为唯一的异姓异氏得以“三分晋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