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是毛泽东亲自倡议创办,由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它创刊于1958年6月1日,于1988年6月16日停刊,历时30年,共出期刊544期(不含增刊)。《红旗》的创刊,是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需要,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分歧互相促进的产物,而其中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毛泽东除了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提出创办《红旗》的倡议外,还积极主持筹备《红旗》的出版事宜,对创刊后的《红旗》也是多加栽培和扶植,以便扩大《红旗》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的《红旗》是在毛泽东直接控制之下的。它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产物,是毛泽东运用其发动政治运动的一个舆论工具,也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执行者。　　 创刊后的《红旗》在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为“大跃进”运动、中苏论战、“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舆论宣传。“大跃进”时期,《红旗》在论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可能性,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解释和阐述文化、教育、科学“大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理论的层面诠释了“大跃进”运动,为其寻求理论依据。中苏论战期间,《红旗》由开始的“注重团结”、“主张不争论”到走向“公开论战”,再到掀起“公开大论战”,最后坚持“论战到底”,与《人民日报》一起成为论战的主要舆论阵地。　　 “四清”运动中,《红旗》又从号召“社会主义教育”、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强调“突出政治”和组织“文化大批判”等四个方面为“四清”运动的发动和深入开展制造舆论,尤其是它组织的“文化大批判”不仅加深了“四清”运动“左”的错误,而且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序幕,使运动由文化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并直指中共中央领导最高层。“文革”时期的《红旗》,对“文革”的酝酿、发动和开展更是起了相当显著的作用。它不仅成为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窗口”,执行者紧跟毛泽东步伐的“风向标”,革命群众揣测政治风云的“百宝箱”,而且在“文革”后期还参与了“四人帮”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影射攻击党的领导人,俨然成了“帮刊”、“私刊”。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红旗》也并非一直都在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从未发挥过积极作用。实际上,“文革”前的《红旗》在“大跃进”纠“左”期间和经济调整阶段还是发表了一些主张“大跃进”纠偏、经济调整的文章,就是在“文革”时期的《红旗》也发表了一些主张“抓好春耕生产”、“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办好县办、社办和队办工厂”、“发展地方工业”、“工业必须支援农业”、“发展农业技术队伍”、“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办好轻工业”、“抓好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发展畜牧业”等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　　 “文革”后,转折时期的《红旗》在树立华国锋的领袖权威、揭批“四人帮”、宣传“继续革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它执行了当时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两个凡是”指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引起了社会舆论界的不满和批评,致使它在社会各界中的声誉非常得不好。新时期,《红旗》在宣传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发扬革命精神和提倡现代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应抹杀的。此外,不同时期《红旗》的主持者对《红旗》的所作所为是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的,而社会各界对《红旗》的评价和建议也为《红旗》的改进起了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和作用。　　 最后,纵观《红旗》30年历史,它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研究和反思的。笔者认为,从中国近代以来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角度看,《红旗》是近代以来众多政党政治刊物的一个典型,也是中共所创办的众多机关刊物中的一个典型:从近代社会民主化的发展来看,如果一份政党的机关报刊完全独立于社会民主政治生活之外,不受社会的制约,那么它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刊物。它必须接受党内民主生活的制约,必须有一个中央的组织管理制度、宣传制度来规定它应该怎么办,应该受哪些制约,否则它就会存在成为最高领袖权力斗争舆论工具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在理论上犯过多的错误,党的理论刊物必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并将其置于科学民主的原则之下,否则它在理论上不会有任何建树,甚至还会继续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