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出现了“文化转向”，这一现象的出现推动了翻译学科的研究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从原语研究转向译入语的研究，自此，译者的作用逐渐凸显，其边缘化的地位逐步得到改善，译者主体性也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爱玛》是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最为成熟的一部小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爱玛》在我国有多种译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刘重德的译本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孙致礼的译本。以往对《爱玛》不同译本的研究侧重于从语言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而对制约主体性因素的系统研究却略显不足。本文运用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理论，从选材、语言和文化等角度比较两个译本，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差异，探讨两个译本中制约译者主体性的因素，指出社会意识形态、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对产生译者主体性的差异具有重要影响。　　 论文的前言部分阐述了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二章为文献回顾，主要探讨中西方学者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以及国内外关于爱玛以及其译本的研究。第三章分析了前人关于译者主体性的不同理解，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和特征，指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原文、原作者和目的语读者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第四章通过对《爱玛》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具体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三个特征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如译者对译本和表达方式的选择反映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根据各自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反映了译者的为我性，而译者受到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则反映了译者的受动性。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文章进行了总结。　　 本文通过对《爱玛》译本的比较，揭示出，译者虽然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但仍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文学翻译中应历史地看待译者和作品，着眼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译者的自身因素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