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联盟存在着固有的实力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具有潜在的脆弱性。本文抓住实力不对称这一显著特点,通过论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欧洲和美国在共同面对冷战的缓和时,戴高乐在试图说服肯尼迪不要在柏林问题上急于缓和受挫后,转而推动欧洲的独立自主,建设欧洲政治联盟,发展独立核力量,抵制英国的加入;而肯尼迪一方面希望摆脱欧洲盟友的羁绊,自由地同苏联缓和,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持美国对欧洲的主导,鼓吹大西洋共同体,以英国加入欧共体和“多边核力量”阻止戴高乐的独立倾向,来说明戴高乐要修正大西洋联盟的不对称关系,肯尼迪则要加强不对称结构,至少是维持现状,从而揭示欧美关系危机的结构性原因。实力不对称的大西洋联盟在遇到国际局势的变化时,弱者首先对不对称表现出敏感性,要束缚强者的自由行动,强者认为弱者的羁绊会妨碍强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于是,当弱者认为强者的单边主义可能牺牲弱者的利益时,就会转而增强实力,独立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一个实力对称的盟友更有利于限制强者的单边倾向,而强者也意识到不能让弱者走向独立,成为强者的对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