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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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提出了“情绪”是影响经济分析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该观点又被凯恩斯时期的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并且不断继承和发展。但是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诸多学者们,则渐渐地将目光放到了理性选择模型上,逐渐地将情绪抛出了经济分析的范畴。随着行为经济学的迅猛发展,以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等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广泛认可,人们逐渐看到“完全理性人”假设的不足之处,认识到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在经济决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据此推出有限理性的研究观点,情绪因素的影响又渐渐地被重新重视了起来。近年来,投资者情绪作为引起市场错误估价因素的观点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在此基础上,“投资者情绪可能会影响到实体经济中企业行为”的观点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方向。目前,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选取国外发展成熟、体系完善的金融市场作为研究样本,而对于尚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经过了 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国内的金融市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重要性都在显著提升。通过对比我国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特点后发现,我国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更加普遍,同时投资者情绪带来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因此,研究我国的投资者情绪就显得更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既为我国的企业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也为规范我国投资者投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更为我国相关市场监管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借鉴。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试图放松传统经济学中关于“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对学术界有关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者情绪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引入Polk and Sapienza(2009)以及Baker et al.(2003)等学者的研究方法,从企业投资水平、企业投资结构、企业投资效率这三个维度对我国企业投资决策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方式、作用路径以及经济后果等展开深入分析,进一步地对投资者情绪的最终影响效果在企业价值层面进行了判断。首先,在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过程中,分别检验了迎合渠道和股权融资渠道这两个渠道在我国的适用性,并对比了二者的作用大小。结果显示:(1)投资者情绪与我国企业投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且迎合渠道发挥的作用比股权融资渠道更明显。(2)投资者情绪对股权依赖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比非股权依赖企业更明显。(3)股票换手率越高的企业,其投资水平对投资者情绪的敏感性越高。其次,从企业投资结构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1)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不比固定资产投资更明显。(2)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研发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要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3)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要比国有企业更强烈。再次,立足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通过放松“企业最优投资水平不变”的假设,验证投资者情绪是否一定会导致企业资本配置的失效。结果显示:(1)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恶化企业的过度投资,低迷的投资者情绪会恶化企业的投资不足。(2)在不同的市场周期中,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市场上行周期,企业投资效率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在市场下行周期,则相反。最后,进一步地对投资者情绪作用于企业投资决策的最终影响效果在微观层面进行评价,考察了企业价值所受的影响。结果显示:(1)投资者情绪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涨的投资者情绪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低迷的投资者情绪会导致企业价值的降低。(2)在资本结构的作用下,投资者情绪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关系。当企业的资本结构较低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价值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而当企业的资本结构较高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价值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搭建多个面板数据模型全方位立体化地对企业投资决策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在企业投资水平、结构、效率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综合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地对这种影响的最终效果在企业价值层面进行了判断,进一步增强了该领域研究结论的关联性、可靠性和科学性,体现了本文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上的创新。第二,在探讨投资者情绪对于我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过程中,加入了投资结构的视角,考察了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差异,并比较了我国不同区域企业的不同投资类型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为我国企业结合自身具体情况、选择适配的投资类型、搭建合理的投资结构、进行科学的内部治理提供了新的借鉴思路。第三,深入探究了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特别是将资本结构纳入到二者的分析框架中来。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在资本结构的作用下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这表明,投资者情绪不一定会阻碍企业未来的发展,也有可能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这一结论的产生为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关系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丰富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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