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考虑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背景下,通过引入各种外生结构冲击、多种名义和实际摩擦,构建一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基准模型框架。本文运用贝叶斯分析方法,针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1992.Ⅰ-2007.Ⅳ的季度数据,估计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行为参数,检验模型设定的稳健性和各种估计方法的表现,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驱动因素,讨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经验规则和最优规则,并计算由于随机因素导致的各个货币政策体制下宏观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问题。　　 我们发现,新凯恩斯主义DSGE基准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我国90年代以后主要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相对传统计量估计方法,贝叶斯方法的估计结果有更大的边际似然函数值、更好的样本外预测表现和更稳健的预测结果。贝叶斯估计表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的主要短期驱动因素是外生政府支出冲击、风险溢金冲击和投资技术冲击;主要长期驱动因素则是技术冲击和工资加成冲击。价格加成和工资加成冲击是通货膨胀率波动各期界的主要决定因素。名义利率波动的主要短期决定因素是货币政策冲击和风险溢金冲击,工资加成冲击和投资技术冲击则是名义利率波动的长期决定因素。　　 本文运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中央银行的经验货币政策规则(Taylor规则)、带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Ramsey规则)的性质和相应简单政策规则。我们发现,经验货币政策规则不能极大化社会福利函数,一个可操作的简单最优(工资)政策规则可以近似实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且对工资有“超惰性”。经验货币政策体制下,由于外生随机因素导致的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为3.15％;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体制下,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为2.41％。由经验货币政策规则到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转换可以显著地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第一,使用贝叶斯方法,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季度数据,估计了引入各种结构冲击和多种名义、实际摩擦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基准模型的深层参数和货币政策行为规则,并在贝叶斯框架下讨论了基准DSGE模型设定形式和各种估计方法的表现等问题。第二,讨论了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估计了各种结构冲击在经济波动各期界中所占比重,分析了各种结构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响应函数。文章还估计了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价格和工资粘性程度,并重新估计和评价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菲利普斯曲线问题。第三,运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中央银行的经验货币政策规则、最优货币政策(Ramsey规则)和相应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比较了各种简单规则设定路径,讨论了不确定性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设计和制定问题。第四,运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由于随机因素导致的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及不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下的福利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