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是关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以及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随着我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而日益凸显。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成为当前亟需处理的紧要问题。实际上,我国专利保护领域一直都面临“侵权易、举证难、赔偿低”的司法困境,侵权行为人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不断侵害他方有效专利,从而严重影响到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为遏制专利侵权行为,维护受害者合法权益,继《民法典》第1185条对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作出总括性规定后,我国于2020年新修订的《专利法》中也增设了这一条款,反映出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之高。然而,从司法实务的角度来看,在专利侵权纠纷诉讼里,受害者主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法院往往难以支持。法定赔偿依旧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分析研究我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现状与典型案例可知,造成其司法适用率偏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适用条件的具体认定标准尚未明确。一是能否将“情节严重”作为客观适用条件,它的设立有无必要尚且存在争议;二是即便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主客观条件的认定标准作出规定,却仍然不够明确具体,各法院也未能就其理解与适用达成统一。其次,双方当事人对于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缺乏合理性。在满足“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前提下,被侵权人需要担负的举证证明责任无疑是非常重的。同时,要求达到的证明标准偏高,而尚待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也没能发挥应有效用,致使原告通常无法就其所主张的全部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后,赔偿数额无法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为基数与一定倍数相乘所得到的积值。《专利法》内规定的基数包括三类,分别是实际损失、侵权获利以及许可使用费倍数,但都很难准确计算出结果。所以又提出以法定赔偿为基数。不过这样的做法是否可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倍数则是由人民法院在一至五倍的法定幅度区间内自由裁量,缺乏具体细化标准。基于此,为加强专利保护,使惩罚性赔偿规则的各项功能得以真正发挥,应当在考察域外相关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判例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出该损害赔偿规则在我国专利领域司法适用的优化路径。就该规则的适用条件而言,不仅要厘清“故意”和“情节严重”之间的关系,即二者之间为并存关系,还应当就用以认定主客观要件所需参考的因素、情形分别展开详细论述,明确其认定标准。与此同时,为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证明难度,提高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率,应当在健全证据开示制度的同时积极采用举证妨碍制度,并且适当降低原告当事人的证明标准,以期完善专利侵权证据规则。另外,这一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离不开基数与倍数的确定。在赔偿基数方面,引入酌定赔偿的计算方式,并认识到法定赔偿不宜作为基数适用,同时对赔偿基数的适用顺序进行调整,赋予专利权人以任意选择权;在赔偿倍数方面,法官需要遵照比例原则并加之精细化处理,科学合理地确定赔偿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