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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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人身权益获利返还规则是指侵权人向受害人返还其通过人身权益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该规则最早出现于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20条,根据该条,只有在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受害人方能主张侵权获利返还,而后,《民法典》第1182条对该规则作出完善,取消了适用顺序限制,赋予受害人选择权,侵权获利返还成为与实际损失赔偿并列的赔偿方式。根据相关立法观点,该规则仍然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范畴,其只是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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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人身权益获利返还规则是指侵权人向受害人返还其通过人身权益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该规则最早出现于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20条,根据该条,只有在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受害人方能主张侵权获利返还,而后,《民法典》第1182条对该规则作出完善,取消了适用顺序限制,赋予受害人选择权,侵权获利返还成为与实际损失赔偿并列的赔偿方式。根据相关立法观点,该规则仍然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范畴,其只是从不同角度计算损害。从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来看,该规则的保护对象是精神性人身权益,但是,这显然扩大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只有具有财产价值的人身权益才有获利的可能。所以,该规则的调整范围其实是侵害人身权益上的财产价值同时获利的情形。尽管立法者期冀该规则能在人身权益侵权中发挥救济与预防功能,但是其司法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即便实际损失难以证明,受害人仍然按照传统路径主张实际损失赔偿,而不关注侵权人获利,同时,法院也不会对侵权获利返还作过多解释,而直接笼统地说明由于受害人无法证明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所以参酌各种因素确定赔偿数额。这就造成了实践中相关案件几乎都是通过酌定方式确定责任数额。侵害人身权益获利返还规则面临司法适用率低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侵害人身权益获利返还规则的性质不明确,目前学界主要有“侵权损害赔偿说”、“不当得利说”、“不法管理说”以及“独立说”四种观点,性质定位会影响侵权获利的界定和计算。二是侵权获利难以界定,一方面,侵权获利的概念难以界定,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侵权获利仅指积极利益,即侵权人在侵权行为中获得的利润,另一种观点认为侵权获利既指积极利益,又指消极利益,即侵权人节约的许可使用费;另一方面,侵权获利的范围难以界定,尽管《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了返还范围为“因此获得的利益”,但是缺乏可操作性,仍难以回答侵权获利指侵权人获得的全部利益还是部分利益。三是缺乏合理的侵权获利计算方案,侵害人身权益获利返还规则借鉴了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立法,然而却未引入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计算方案,人身权益侵权获利如何如何计算仍属空白。本文将围绕上述三个方面进行探究。就侵害人身权益获利返还规则的性质而言,本文支持“侵权损害赔偿说”。当侵权人擅自利用他人人身权益上的财产价值,就相当于不法“窃取”了他人人身权益上的财产价值,从而会造成人身权益财产价值减损,这是一种客观损害,而侵权获利是由侵权人不法挪移的人身权益财产价值转化而来,所以可以把侵权获利作为人身权益财产价值损害的计算方式。同时,为了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提高该规则适用率,应将其作为客观计算方式。侵权获利返还规则的性质定位为侵权获利的界定和计算提供了理论基础。就侵权获利的概念而言,本文认为,侵权获利不包括消极利益,仅指积极利益,许可使用费赔偿其实是人身权益使用利益丧失这一客观损害的金钱评价方式。就侵权获利的范围而言,侵权人在侵权行为中获得的全部利润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应将侵权获利范围限于由受害人的人身权益贡献的利润,否则,可能违反完全赔偿原则。理论上,由人身权益贡献的利润需要受害人借助条件因果关系和相当因果关系进行证明,然而,受害人既难以达到条件性要求的百分之百的证明效果,也难以达到相当性要求的优势证据的要求,本文认为,受害人无需对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因果关系本就蕴含着价值判断,由受害人的人身权益贡献的利润可以通过主观价值判断确定。侵权获利的界定为侵权获利的计算奠定了基础。侵权获利的计算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侵害人身权益上财产价值,同时存在获利,这主要指人身权益被擅自商业化利用的情形。侵权获利的计算对象既包括已销售侵权产品,又包括未销售侵权产品。前者的侵权获利计算方法是“利润差额法”,即比较侵权人利用受害人人身权益时获得的销售利润与未利用他人人身权益时获得的销售利润的差额。后者的侵权获利计算方法是法院酌定,法院在酌定过程中应该参考同行业平均利润等客观指标,在必要时,可以引入专业评估机构和技术调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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