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金融是一个和正规金融相对的概念,对于非正规金融的界定,目前理论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亚洲发展银行(ADB) (1990)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经营特点的角度把非正规金融界定为“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部门”。非正规金融在世界各国都广泛存在,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已构建的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现实与潜在需求。尽管各国努力推广正规金融,但大量农村人口仍然无法获得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仍然处于重要位置。在对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南部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非正规金融大约占其金融市场总量的33%到75%。在一些国家中,不管政府是鼓励还是限制,非正规金融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却处于从属地位。有组织的、合法的正规金融和无组织的、非法的非正规金融同时存在所形成的金融二元结构,显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经济增长依靠要素投入品的增长,而资本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高度稀缺,在农村更不例外。由于正规金融供给短缺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业成长、农村发展和农户增收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一直是政府打压、限制的对象,但它始终应客观需求而存在着,尤其是1998年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压缩基层经营机构,大规模地从农村金融领域撤退,以及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的被清理和取缔,非正规金融大有迅速分集农村金融,发展壮大之势,从而对正规金融产生厂一定的“挤出”或“替代”效应。温铁军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显示,2000年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为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约占68.6%;何广文等的调查也发现农户借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于75%;IFAD对我国私营企业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约是来自正规金融的四倍。张胜林等对50家个体上商户、50家私营企业、200家农户的调查发现,非正规借贷率分别为82%,94%和24%。可见,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过了国家正规金融,成为了农村资金流通和借贷的主要途径。有人甚至得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己不是农村信用社,而是非正规金融的结论。农村非正规金融主要是以各种合会(如轮会、标会、摇会等)或以私人钱庄、银背、典当业、民间集资、民间贴现及其他民间金融组织(金融服务公司、财务服务公司、股份基金会)等形式出现的(郭沛.2004)。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4倍。对于农民来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温铁军等对中国15个省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何广文等的调查也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达75%。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两万多农户的连续跟踪调查资料,1985--2003年每年农户借贷资金中约70%以上来源于非正规金融。我国非正规金融产生、发展有其独特的根源。首先,本文从中国长期的二元结构经济体制出发,从一个长期的视角,侧重分析了中国农村农贷制度的需求层面。农村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是农户和小农家庭,资金需求主体可以划分为农户和小农家庭两个方面,因此文中着重分析了农户的行为特征。由分析得出,农户或农民依赖土地,并非只是出于经济收入的考虑,对于他们而言,寄托于土地的东西太多太多。农业或者农业土地队农民不仅是一种生存保险,更是尊严的依托。中国小农普遍保持着温饱无忧的生存目标,当农业收入不足时,首先想到的是赚取非农收入;进而,就要在亲朋好友间寻找无息或者低息的人情信贷、互助信贷,或是申请国家的官方低息信贷支持;以上均不可得时,就只能迫于生存压力而勉强接受民间的高息借贷。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农村非正规金融有它的生存空间。其次,从制度变迁背景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处于一个转轨、重构、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显得滞后,在资金供给上无法满足各方面的融资需求,资金供需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视”使正规金融部门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偏好公有制经济、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决策模式。再者,非公有制经济规模小,需求面广、需求资金通常不大,资金运作方式又千差万别,商业银行出于资金安全性和收益性考虑也不愿对非公有制经济发放信贷。这些原因的共同结果是非公有制经济被隔离于正规的信贷市场之外。既然在正规金融市场上非公有制经济都无法以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身份进人,一旦其因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资金时,它们就只能求助于非法的融资渠道了。最后,从信息成本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同正规金融部门相比,非正规金融部门在其服务的范围内具有信息优势,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非正式金融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机制,它们能有效地克服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其一,是充当抵押品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核心是能够创造“信任”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使非正规金融在信息搜寻、客户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其二,是重复博弈与信誉机制。在非正规金融交易中,人们规避信息不对称,逐渐建立起互信关系。他们处理金融问题的方式是:给人提供信贷时,最初只限于相对较小的额度。只有当他的行为表明这笔信贷是值得的,有保证的,才会增加信贷,放宽信贷限度。非正规金融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金供给不足,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非正规金融在其发展中存在着本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由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不受到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监管,非正规金融合约的履行缺乏国家法律系统的外在支持,而主要依靠一些内在的、非正式的社会机制,所以非正规金融活动也存在极大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引发民间的金融风潮,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消除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消极影响,发挥非正规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当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根据本文分析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的原因,加入国际经验,提出了几点看法和建议:第一、在非正规金融制度中发展登记机制及相关法律制度。这将给非正规金融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减少了它在躲避管制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同时也减少了非正规金融采取不正当手段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对非正规金融实行登记制度可以有效地保护交易双方的权益,这也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正规金融对民间信用的借鉴。设计非正规金融参与者自发登记的激励制度,如凡债权人自发登记的由法律规定其拥有优先的偿还权。通过各种形式非正规金融交易的信用登记,建立健全农村征信体系,建立相关的信用评级机构,对有关信息分析处理的基础上为参与各方评级,以有效降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风险,促进其发展,并同时为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业务提供借鉴和参考。第二、建立非正规金融与“多元融资”格局。这不仅应当加强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要允许和鼓励自我融资和非正规融资机制。这一思路与我国的实体经济结构是相匹配的,有效的银行和金融市场体系更适合于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包括跨国公司,而非正规金融的良性发展则能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融资需求。从长远来看,在“多元融资”格局下,对非正规金融采取宽容与鼓励政策,允许非正规金融不断向正规金融演变,这将不断弱化我国的“金融二元结构”,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