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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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会是清末创办最早、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性教育社团,在其存在22年的时间里,近代中国经历了晚清、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三个时期。政权的几经更迭,使得近代中国早现出“弱政府、强社会”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以江苏绅商为主体筹建成立的江苏省教育会,其活动逐渐由敦育一隅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江苏省教育会试图塑造一种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的社会权威性控制模式,达到江苏地方自治和“苏人治苏”的目的。本文在分析和梳理江苏省教育会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着重考察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中,江苏省教育会为建立这种社会权威性模式所参与的教育、政治、社会性活动,以及这种模式终结的深层原因,进而探讨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中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社团的时代命运。本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铺陈江苏省教育会产生的背景。主要包括江苏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和清末民初近代中国的社会特征。清末江苏分为二属,即宁属、苏属,特殊的政治格局,再加上南北二地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南北不同的民情。总体来说,苏属民众重文轻武,喜读书经商,历代文人辈出,经济相对发达;宁属民众重武轻文,喜欢格斗,鄙弃经商,相对苏属来说,宁属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发展相对迟缓。鸦片战争以后,苏属诸多口岸被迫开放,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苏属经济的繁荣,开放的经济环境带来了更多的新信息,各种新式学堂和社团大量组建。宁属经济的落后、风气的闭塞,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宁苏二属的差距和对立。为避免“宁苏之争”,实现传统绅商向近代新式学人的转换,宁苏二属绅商于1905年联合成立了江苏省教育会。 第二章考察江苏省教育会的组织形态。法定社团的存在,离不开相对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以后。在会员、会长、职员、会董的产生和退出、权利和义务方面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章程规划,以保证社团的正常运行。但是这些制度条文在运行过程中常常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特别是会员之间乡缘、业缘、血缘以及同年之间关系的介入,使得许多制度条文失去了相应的法定约束力。教育会集议决策的方式主要包括常年大会、干事员会、评议员会和会董会。为了保证各项会务的正常运行,江苏省教育会自筹了大量经费,如会员缴纳的会费年费,政府补助和社会捐助,经费的多渠道来源,使得江苏省教育会在22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出现经费亏空的现象。 第三章探讨江苏省教育会参与的教育活动。本章旨在通过江苏省教育会对于教育事务的参与,说明江苏省教育会为建立一个新的江苏新教育界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清末江苏虽为教育兴盛之省,也为毁学异常频繁之地,江苏各地毁学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以新学姿态面世的江苏省教育会,为维护各地兴学士绅,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处理毁学事件中使得政府的天平频频向其倾斜。在此过程中得到实惠的地方兴学士绅也增加了对于江苏省教育会的认同感和依赖性,并在江苏省教育会的笼罩下,得以新学界的姿态活跃在清末的地方社会中。除了对传统教育资源和兴办学堂的士绅关照外,在民初江苏国税和地方税划分异常混乱的情况下,很多省立学校的经费常常被挪用。为了吸纳更多的省立校长加入教育会,省教育会联合各省立学校为实现江苏教育经费的独立化和议会、商界之间进行了颇为持久的利益争夺。除了教育经费的争取外,为实现教育的现代转型,省教育会在教育理念上也多有更新,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走在了全国教育界的前列,成为各省效仿乃至中央厉行推广的典范。江苏省教育会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事务参与,逐渐促成了具备新式教育理念的新学界,新学界的形成也正是教育会社会权威性模式得以塑造的过程。 第四章分析江苏省教育会的社会参与。江苏省教育会社会权威模式的塑造,除了取得教育界的认同外,更大程度上要归根于社会各界的认可。因此,参与社会事务也是教育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章选取江苏省教育会参与一地方性社会行为“胡伤兰事件”和波及全国的“存土案”,试图分析江苏省教育会臼清末直至民初对于社会事务参与范围和影响的扩大,以及省教育会构建新的社会认同和知识体系的努力。当然这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并非可一蹴而就。以“模特儿事件”为例,其间既充满着新IH风俗的冲突,新旧文化知识的对立,甚至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使得这一江苏省教育会体制内的事情演化为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但是,省教育会对于种种社会参与的扩展,无疑反映了省教育会试图影响社会的初衷。 第五章论述江苏省教育会的政治参与。民初的近代中国。相对于王权统治下的清末来说,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外有国际势力的干涉,内有派系的纷争,中央对于地方有难以驾驭之象。为求和平环境和自身利益不受影响。省教育会继续举起地方自治和苏人治苏的大旗,加入到联省自治的队伍之中,江浙战争即为一明证。但是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各界对于科学、民主的呼声愈来愈高,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日益高涨,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运动和易长风潮的初期,确能得到师生的拥护和各界的认可,但是高涨的运动形势远远超出了省教育会的驾驭能力,江苏省教育会从前期的支持学生运动演化为限制和控制。国共两党此时在江苏已经打下了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吸纳了大批学生和民众入党,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江苏省教育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基础。部分学生和教职员与江苏省教育会在政治趋向上的差别甚至对立,使得省教育会在革命军进入上海之后不得不面临被取缔的命运。 结语。前面几章主要分析了江苏省教育会社会权威性模式的塑造,这种对立于国家强制性的社会控制模式,随着国共两党的进军江苏就土崩瓦解了。究其原阗,固然与民初以来民众对于和平统一的要求和国共两党的强权政治有关。但是就江苏省教育会本身来说,其内在的原因似乎更值得关注。一方面省教育会采取的诸多教育措施使民众体验不到新式教育带来的实惠,民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在新教育的实施中得到呈现。因此,尽管江苏省教育会在清末民初营建公共关系网络、塑造民众的新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扩人了自身的社会影响,但是实施的成效却不甚理想。另外,政治观念上的分歧也是导致其终结的重要原因。江苏省教育会参与政事、干涉江苏地方政局的人事变动归根结底在于实现地方自治。为达到此目的,江苏省教育会不惜乞求于军阀的同情和怜悯,这使得一部分深受军阀战争迫害、追求学术真正独立以及接受国共两党思想熏陶的民众来说无法苟同。因而,顺乎时代发展趋势,适时的进行权力让渡或者政治观念的调整,社会团体才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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