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发展数字经济已经升级为国家战略。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备独特优势,但目前各省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格局优化与协同发展,测度最新统计分类标准下我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变化情况,从社会网络空间的视角研究分析我国各省数字经济联系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空间关联性对区域数字经济空间进行细致划分,并定量分析了中国省域及各区域内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性的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首先,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运用熵值法建立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对中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测度,接着使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各省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从时间上看,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增长且追赶趋势明显,指数较低的地区依然具备非常大的数字经济发展空间。从空间上看,明显的时空差异性是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现状。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达,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发展迅速处于追赶阶段,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发展速度慢。经过莫兰指数检验发现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其次,本文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和阈值法构建各省数字经济空间联系,接着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各省数字经济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及各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各省间数字经济空间关联越来越紧密,呈现“东密西疏,多中心联动”的发展特征。大部分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的中心省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同时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的集聚效应广泛存在,各省对于资源的控制能力逐步平均化。凝聚子群的划分具有显著的地理特征,在三级层面划分成8个子群,在二级层面上划分成4个子群。最后,本文使用QAP分析方法对中国各省及子群内部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2015年仅有与数字经济直接相关的产业结构差异、铁路货物交流和地理邻接对各省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性具有正向影响。而在2019年,人均消费水平、人均收入水平、科技财政支出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也对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子群内部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性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第一子群数字经济处于整体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均消费支出差异和地理邻接对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性有显著影响。第二子群数字经济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差异、科技财政支出差异和地理邻接对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性影响显著。第三子群缺乏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产业结构差异对子群内部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性有显著影响。第四子群经济规模小,人均消费和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影响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性的主要因素。基于以上研究方法和结论,本文提出我国各地区要结合当地特点和实际发展情况制定适合本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增强在数字经济活动中的合作能力与竞争优势,促进数字经济相关生产要素的高效率调配,优化网络格局。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发挥自身优势与带动作用,边缘地区合理利用集群效应,建立与区域内发达省份的数字经济空间联系,加强我国数字经济空间网络关联性,形成优势互补、整体协同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