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及其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两者都是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动力,而其协调发展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在分析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理论的基础上,从其核心理念出发,采用复合指标表法,考虑以人为本、经济水平、就业完善、公共服务质量、生态宜居、结构优化、经济高效、能源消耗、科技含量和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建立了两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17年中国31省市的数据,首先使用熵值法和TOPSIS评价方法分别对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然后,借鉴物理的耦合概念建立耦合协调模型来计算我国31省市的两化协调度,分析了两化协调度的年际变化,并从东、中和西部的角度研究了两化协调度的动态演进。最后,在两化协调度存在空间集聚的基础上,结合基础教育水平、政府政策、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建立SAR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来研究影响两化协调的因素,并从东、中和西部的角度分别分析两化协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新型工业化比较相似,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分布情况。我国两化协调度在2013-2017年呈现出一种持续上升的趋势,但是个别省市存在着“短期效应”。在两化协调阶段方面,其中,北京和上海处于非常协调阶段,西藏、甘肃和宁夏由不甚协调阶段上升到基本协调阶段,广东省由基本协调阶段上升到协调阶段。截止2017年,中国31省市都处于基本协调阶段以上。同时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HH型和LL型处于主导地位。其中HH型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周边省市,大多西部地区和少量中部地区是LL型,大部分中部地区是HL或LH型。在研究两化协调的影响因素后发现,市场化程度对中国两化协调度影响最大,其次是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基础教育水平相比其他三个因素影响较小。分地区而言,影响东部两化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是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影响中部两化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是政府政策,而影响中部两化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是基础教育水平。据此建议,第一,切实保证中央政策落实到位,转变发展理念;第二,加强区域联系与外部经济合作,协调发展,避免两级分化;第三,以市场驱动为核心,推动两化建设。第四,提高发展质量,科学规划扬长避短。第五,各区域需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