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外贸依存度逐年增加，但区域之间发展并不平衡，并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无疑与外贸依存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外贸依存度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反之则越慢。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不仅可以解决要素缺乏的问题，还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社会制度的变迁，总之，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就被认识到，但涉及我国外贸依存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运用协整及Granger因果性检验对外贸依存度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分析，得出：就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而言，外贸依存度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且长期推动作用比短期更明显；各区域的外贸依存度也是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从长期关系模型来看，中、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加明显，而且上一期的经济增长率也会对当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说明经济增长本身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 外贸依存度的高低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每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是自然、社会、政府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采取什么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广东的珠江模式和主导浙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得知：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外贸依存度也就不同，同样是经济发达的两个省份，外贸依存度却差别很大；在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阶段，广东和浙江的外贸依存度还表现出“水涨船高”的特点。中、西部地区采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发展模式，形态较为初级，外贸依存度也就相对较低。 若要促进中、西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关键，这就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证。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若要改变外商投资区域结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就要注重外资质量，有选择地加以引进，避免因局部利益，破坏整体利益；中西部地区要改善投资软硬环境，提高人文素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 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代表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区域特色产业的培育是获取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东部地区要加大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西部地区要根据自身条件，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特色旅游产业，不断优化贸易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消费来启动，消费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形成区域的自我创新和内生增长机制，对中、西部经济增长具有先行性和基础性作用。城市化建设是实现消费增长的关键，培育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五个特大城市群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有利于促进消费，还可通过点、线、面多重辐射加快区域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进程。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制度创新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东部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较快，主要是在国家整体制度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它进行了超过中、西部地区速度的产权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结果，就是明确企业权制度，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管理，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中、西部地区要深入解放思想，准确选择创新切入点，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合作中不断实现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