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海洋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基础上,提出了深海战略性资源的概念,即蕴藏在广阔的深海海水、海床及底土区域,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能被人类所开发利用,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福利,有可能解决人类社会资源危机或者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的海洋资源种类,主要包括深海油气资源、深海矿产资源和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深海战略性资源呈现出未来性、动态性、地域性、丰富性、公共物品性和政治性等特征,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存在价值、传承价值和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是推动深海战略性资源开发的主要因素,当前,成本-收益问题是制约深海战略性资源开发的主要经济因素,但是随着陆地和近海资源的日益稀缺和开发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由此造成的陆地和近海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使深海战略性资源开发的预期收益不断增大,陆地和近海资源相对稀缺成为深海战略性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因。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深海战略性资源开发对海洋生态和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产业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的“零和博弈”,只有当深海战略性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显著大于所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失时,商业开发才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基于现行国际海洋体制下深海区域特殊的政治地位,深海战略性资源产业化开发受国际关系和海洋体制制约并对世界和地区海洋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对深海战略性资源特性以及资源开发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以自然资源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运用经验和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和系统论等研究方法,论文对深海矿产资源和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开发产业化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深海矿产资源主要包括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海底热液硫化物,陆地矿产资源的相对稀缺以及市场供求不稳定造成的国际市场上锰、钴、铬、镍、铜、金等金属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当前过高的开发成本以及深海矿产资源规模开发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深海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化发展进程的主要原因。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跨部门、跨行业的密切合作,具有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特征,受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综合影响。深海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化发展模式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种,一是以股份制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开发模式,二是以基地建设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三是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三种开发模式基于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的不同特性,是同时存在的并列关系,即深海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化发展进程从实施主体上实行股份制合作开发,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产业集群式发展和循环经济模式。为加快推进我国深海矿产资源产业化开发进程,要全面建立以深海矿产资源占有战略、深海科技发展战略、深海开发国际合作战略、深海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和深海开发组织管理战略为主要内容的深海开发战略。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深海战略性资源种类,主要包括具有重要经济和科学价值的深海鱼类资源和深海极端微生物。基于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极容易因负外部性造成“公地悲剧”,深海渔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依赖于有效的深海渔业资源全球管理机制。深海渔业资源全球管理的核心在于深海捕捞许可证制度、捕捞限额与捕捞配额制度、渔业资源税费制度以及禁渔(休渔)制度、深海生物资源保护区等相关国际制度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国际渔业合作的深入发展,即全球和区域渔业合作组织、船旗国、港口国、水产品进口或出口国之间在深海渔业资源保护、深海捕捞作业、深海水产品贸易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而在深海极端微生物资源产业化开发过程中,科技研发和知识产权的取得居于核心地位,以知识产权获取和转让为关键环节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是深海基因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因此,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深海生物基因技术,来推动我国深海生物基因产业体系的形成和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