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斥于日常生活的经济行动,不仅与宏观社会结构相互型塑、建构和变化,而且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会使得个体行动展现出不同的行动意义。同一类型的经济行动,其意义和支配机制在时代的变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本文旨在通过“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这一社会事实,回答社会市场化过程当中个体经济行动选择的变化及其当中的支配机制。本文在强调和注重社会个体主体性及自主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经验的分析,及从“外出打工”逻辑转向“返乡创业”逻辑的历程,反思市场化过程中劳动生产与生活消费之间的“解构—分离—重塑”的关系,以及其如何支配着农村外出打工者的经济行动选择的过程机制。从而提出农村外出打工者“家庭本位”的经济行动逻辑,以及他们将返乡创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方式,以此提出“劳动—生活”均衡假设。在本文引论中,从当前社会市场化现象及具体吊诡事件出发,着重阐释了本研究的议题,即社会市场化过程有关经济行动支配机制的研究,并简要概括了以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经验为分析对象的一般理论意义及社会价值。在第一章中,着重讨论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界定、识别和明晰化的过程与根据。作为一建构性社会问题,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近20年学术史中,返乡创业研究经历了诸如从无到有,从学术问题到学术热点等三个阶段,并形成了返乡创业高调形式论与返乡创业低调实质论等两类相对观点,前者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后者则“忧心忡忡”。与理性认识表达相悖,现实中的返乡创业实践逐渐深入和发展,不仅“遍地开花”,而且“非常态”下高增长。从两种表达的矛盾,以及表达与实践背离之中,本研究坚持从实践出发重新审视和解读返乡创业选择问题,建构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的实践逻辑及社会支配机制。在第二章中,在研究问题明确前提下,坚持“理论自觉”学术导向,通过对创业研究与返乡创业研究有关文献的梳理,寻找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问题的“源头活水”。以此将问题进一步明晰,并具体操作化为,为何农村外出打工者会从“外出打工”行动逻辑转向“返乡创业”行动逻辑,以此来解答社会市场化过程中,种地、打工、创业等三者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在“建设性反思批判”相关行动选择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机制分析路径,借此超越结构分析与理性分析的二元对立,客观而真实地建构返乡创业选择因果关系。根据研究问题及架构,辨析和澄清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等相关概念,确定返乡创业选择经济行动研究的边界和范围。在第三章中,主要探讨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研究方法。通过对当前学术界有关农村外出打工者研究资料收集方法的检视,在坚持质化研究方法的同时,结合研究对象的分布特性以及其流动性,本研究运用“开放的个案研究”方法,以此规避“合成谬误”,建构和完善行动选择支配机制的“理想类型”。在具体实施中,有关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研究经过了无意识、有意识以及重点深描等三个资料收集阶段,注重返乡创业实践历程及相关主体的行动。经过个案资料的编码归类和文本分析,发现返乡创业实践具有着持续性、多样性、家庭组织化、教育弱关联以及低收益形式等特征。第四章重新审视和解读农村人外出打工的逻辑。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封闭环境中,农村人不断对城市生活进行着美好想象,以城市生活或类城市生活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分田到户”一方面改善了原有的劳动生产关系,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将家户农业生产及其消费带进了市场。在集体缺失之下,原有“同质性”消费逐渐被打破,社会中个体及家户利益在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下不断被释放。既有“种地”劳动形式已经难以承载改造传统乡村生活的重任。在结构松动及比较状态下,他们寄托于“外出打工”劳动形式来改造乡村传统生活。第五章重点分析进入工厂之后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劳动与生活。在现代工厂中,打工劳动严重压缩了他们的生活空间,现代制度规训着他们的身体,生活呈现着流水线、食堂和寝室等简单线性关系；无论是流水线的活、卖苦力的活,还是有技术的活等劳动形式都将打工者的生活与劳动进行分离,生活过程中仅剩下对高报酬的追求。在工资结构中,一方面高工资的获得必须承受“高劳动强度”,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因此也就产生了打工者群体中有关“你要别人的钱,别人要你的命”的逻辑；另一方面,无论是“计时”的“不要脸”,还是计件的“不要命”,工资在身体限度、社会结构等因素制约之下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界限。在生活世界中,时空距离与社会距离的存在,城市社会中陌生人关系使得打工者倾向于“扎堆取暖”,可对于夫妻关系、代际关系等却只能悬置和隔离,压抑自我“情感”。处于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底层,他们不仅没有充足的资本可以选择留下来,而且时刻需要为生活利益进行博弈以及面对有今天无明天的打工生活。所以,返乡终将成为他们实然的归宿。第六章主要分析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后具体营生方式的选择。回到流出地,曾经的农村外出打工者有着多种选择,如种地、就近打工创业等等。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用下,种地的低效益表现只能使它成为一种次次优的选择；而就近打工同样遭受着劳动与生活的解构,并且就近打工的低经济效益,也致使其难以成为一种优化的选择。与两者相比较,创业当“老板”作为一种能够平衡劳动与生活,经济与家庭之间利益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并且其内含的“生活的希望”等优势也影响着行动者的最终抉择。因而,在对打工生活抗争逻辑以及对美好生活追求逻辑作用下,返乡创业作为农村外出打工者一种优化的生活方式选择。在第七章中,连接经验与理论,在经验材料的分析基础上对个体经济行动选择的支配机制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提出“家庭本位”的行动逻辑概念,进而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农村外出打工返乡创业行动选择作为一种“家庭本位”的经济行动,一方面是行动者力图保持经济效益,以此改造传统生活形式,另一方面是个体对既有社会关系和家庭情感等生活内容的维系,以此稳定生活实质。本文将此经济行动支配机制概化为“劳动—生活”均衡机制。从而得出在社会市场化中,日常生活的个体行动逻辑当中并非经济因素或者社会因素来支配着个体的行动选择,而是通过两者的均衡来实现行动决策,从而支配经济行动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