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体育“从求生存到玩文化”的发展史,是人类从“自然人生”向“文化人生”演进中重要的里程碑。综合性大学中体育的基本职能,包括教学、竞赛、群体、科研、社会服务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然而,新中国建立初期,从“乒乓外交”到“奥运情结”,国家政治将强大的爱国情怀寄托于体育,在将体育简化成“为国争光”工具的政策导向下,甚至出现了“文盲运动员”。以至于用“四肢发达者”必定“头脑简单”的错误路径,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界“文化式微”。中国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用高等教育管理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将体育内生性的科研诉求从综合性大学中强制剥离。表面上看,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体育科学研究所,和专业体育院校完成了体育的学科建设,是用专业的人去做了专业的事。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的初始阶段,综合性大学体育学科被国家行政干预抽离了学术和竞技两大职能,是造成当下大学体育学科发展困境的最主要历史背景。大学学术场域对学科建设的强烈意愿,与中国将体育政治化、工具化、功利化的“举国体制”,生成了当下大学体育“学术性”和“竞技性”的两难与争斗。因此,现实困境的渊源在于：大学体育缺乏学术和文化的现状,是垄断制度对体育基本职能的人为割裂与分离。即大学体育不是有没有能力进行学科建设,而是国家政策和大学场域,是否有环境和制度,让大学体育进行学科建设。本文将两所具有相似背景的大学中,差异显著的体育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路径作为分析的案例。Q大学体育学科建设的成就取决于组织和制度的选择倾向,W大学体育学科建设面临的困境,与个体行动者的能力无关,而是制度与场域的问题。即不同的大学是否认同体育学科建设的价值,及其在此基础上发生的资源配置、制度保障、政策激励等,一系列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性因素的整合,塑造出不同大学中体育学科建设的不同“意愿”、“惯例”乃至“结果”。在“国家的政治——大学的学术——体育的行动”这一分析层次中,本文用制度化的基础机制：“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化、基于承诺递增的制度化、随着日益客观化出现的制度化”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大学体育学科制度背后的深层结构。大学体育学科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在体育与政治的“剪不断、理还乱”和体育与学术无涉价值观的“定调”中,将现行大学体育学科制度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中难以改变,甚至自我强化。将大学体育学科建设现状“何以如是”层层剥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探寻现有制度下大学体育学科建设的“何以可能”。对照本研究案例分析和现实反思的层次与框架,本文从规制层面的政策、规范层面的组织、文化—认知层面的学科,探寻我国大学体育学科建设的理性建构,指导大学体育学科建设如何获得大学制度内与外的文化认同,以及如何建设新的体育学科秩序,在其“对各种限制的突破与超越”的过程中,实现大学体育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理性建构中的大学体育学科建设有其“纸上谈兵”的局限性,对如何保障制度的可行性与操作性思考中,本文对大学体育学科建设实施路径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战略性规划的高瞻远瞩,战略性选择的动态决策,以及战略实施中的本质、原则、措施,是大学体育学科建设制度化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本文的研究思路并未局限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结构,而是选择从问题到目标、从目标到基点、从基点再到对策的递进结构,对大学体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现状、问题、历史；组织、制度、路径；将问题分析透彻,以便对策的建构能够顺理成章。另一方面,本文采用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框架。该分析框架,对大学体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现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现状无法改变”的问题,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跳出学科的局限性分析大学体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即研究视角的选择,是本文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