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来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但双缺口模型已经不能对此进行解释。为系统考察二十多年来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我国所利用的FDI的状况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分类影响,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手段对此进行再思考。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有不同的解释:“双缺口”模型已不适应于我国目前的状况;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FDI作为一种资本和外部的技术冲击只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强调FDI的技术外溢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但FDI的制度外溢作用在新制度学派那里才得到了说明。本文分析了FDI在数量、规模、方式、来源国结构、行业与产业分布、地区分布等方面的特征及其变化以及FDI在我国固定资本形成、工业产出、对外贸易、税收、就业以及制度变迁等方面的贡献。通过在新增长理论框架内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略作修改,本文构造了一个FDI内生技术进步模型。模型将FDI的技术进步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FDI本身具有的相对国内资本更高的生产率(直接作用);二是FDI对国内部门的技术外溢。考虑到技术外溢受国内诸多因素制约,文中还构造了一个带约束条件模型。由于模型中变量非平稳,计量分析采用了EG协整检验法。运用1984-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无约束条件模型的计量分析表明:资本投入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直接技术贡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而FDI的技术外溢效果不很明显,劳动力的边际贡献也不大。在带约束条件模型中考察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研发支出、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果所起的制约作用,计量分析结果仍然表明FDI主要通过直接作用而不是技术外溢来推动我国技术进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在整个样本期来看还不利于FDI技术外溢作用的发挥;研发、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开放度等都可能已达到起码的水平,使得我国有能力吸收FDI的技术外溢。但由于所有与FDI外溢效应相关的回归系数<WP=5>都不显著,因此还需进一步研究FDI技术外溢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邹断点检验表明1992年前后FDI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协整检验表明我国实际GDP与FDI流量存在协整关系;格兰杰检验进一步说明GDP的增长引起了FDI的增长,而不是相反。本研究也意味着技术外溢是FDI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种有待深入开发的潜力巨大的机制。为充分发挥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我国需要做好以下三点:(1)提升我国利用的FDI的质量;(2)增强我国的吸收能力;(3)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