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翻译研究主要停留在文本和语言层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研究者发现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此后，文化操控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菲弗尔提出翻译即改写，所有的改写都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诗学和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的操控。特定历史时期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　　19世纪末，福尔摩斯被译介到了中国并大受欢迎。其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作品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作进行了改写。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清末民初时期侦探小说的翻译及其深远意义，而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译文对原文的改动较大，因此其翻译常被批评为不忠实于原文。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不少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将其置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　　本文基于安德鲁·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选用清末民初时期周瘦鹃译本《血字》为研究文本。作者将其翻译活动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试图寻找在改写痕迹背后译者所受到的清末民初时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和制约。文章通过例证详细论述了清末民初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如何制约译者对于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