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我国正式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下文均简称“修正案(八)”),该修正案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其中醉酒驾车被当作违法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对于醉酒驾车的人,不再选择吊销驾照、罚款又或者是行政拘留之类的处罚方式。“醉驾入刑”为对醉酒驾驶的法律惩处提供了法律基础,并且为道路交通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也彰显了我国严惩醉驾的法律精神。司法实践证明,“醉驾入刑”在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方面取得一定得社会效果。同时,也应该看到有关醉酒驾车的理论争议和司法认定上的分歧一直不断,主要体现在醉酒驾车是否能否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其主观罪过、客观方面如何认定、犯罪主体范围是否过窄,新形势下的“隔夜酒驾”“机动车”如何界定等。本文以我国“醉驾入刑”的背景为切入点,以我国法律法规及地方性规定、指导意见中关于醉酒驾驶的规定为基础,阐述了醉酒驾车行为的司法认定的依据,运用分析、比较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拟对醉酒驾车行为在司法认定上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思考,并借鉴域外同类犯罪的法律认定,从司法认定角度给出了针对性建议。本研究主要包括引言、正文以及最后结论。其中正文作为本论文主体,由下述四个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针对“醉驾入刑”背景、发展历史、效果进行论述,介绍了“醉驾入刑”的时代背景以及现实意义;检索我国关于醉酒驾车的法律规定,地方性规定和指导意见,阐述了实践中醉酒驾驶司法认定遵循的基本范式;在充分肯定“醉驾入刑”所取得的社会效果的基础上,提出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第二部分是关于醉酒驾车行为司法认定存在问题的分析。着重剖析了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界当中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其一是醉酒驾驶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二是醉酒驾驶的犯罪主体过于狭窄,共同犯罪理论延展性发挥不足;三是犯罪认定核心的“醉酒状态”的认定过于单一;四是《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适用在危险驾驶罪中被搁置,出罪及非刑罚化处置举步维艰;五是新形势下,电动两轮自行车及三轮以上的电驱动车(非电动汽车)被以“符合机动车鉴定标准”之名认定为犯罪构成中的要件要素中的“机动车”、“隔夜驾驶”行为是否入罪,各地同案不同判。第三部分醉酒驾驶行为的域外考察和借鉴。侧重考察域外国家和地区对于醉酒驾车行为的法律规制和司法实践,通过比较研究,以期合理借鉴其经验,为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提供参考。第四部分完善醉酒驾车司法认定的具体建议。本文认为,一是醉酒驾车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同意主流学者的观点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二是对醉酒驾车的犯罪主体予以扩大解释,丰富醉酒驾驶共同犯罪的理论;三是逐步完善、明确“醉酒状态”的认定方式;四是在具体司法中,应当在严格入罪的同时合理构筑轻微醉驾案件的出罪机制、扩大不起诉适用、探索非监禁刑罚;五承认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张力,醉酒驾驶超标机动车等同类车辆和隔夜醉驾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