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新格局中,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现实性与根源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杜维明先生作为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儒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思想系统展开对话。正是在不断对话的过程中,他开拓出一些新的问题域。他批驳了长期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倡导“文明对话”,认为各种文明形态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了解、平等交往以及应有的宽容与互信才是合理合适的共处之道,是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和纷争的根本办法。本文基于对杜维明的著作以及演讲发言等资料的研读,对杜维明教授关于“文明对话”理念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叙述了杜维明提出“文明对话”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杜维明通过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揭示了文明对话的时代内涵。他主要借助于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通过在启蒙反思和多元现代性论域的开展,论证了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儒家传统文化与“文明对话”的关系上,杜维明主要探讨了现代世界中文化冲突的背景和儒家的建构性功能。当代世界的多元性突显和一体化趋势之间的对立冲突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对立。杜维明主张儒学不能仅仅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消极回应,而是应该积极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为建立普世性的伦理承担自己的义务,发挥自己的作用。基于“文明对话”的观念,儒学的两个基本原则“恕”和“仁”能够为全球伦理提供必要的和有益的智力资源。杜维明认为,所有这些都需要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对文化有抱负有敏感、体现广泛的人文精神的公众知识分子的出现。杜维明十分善于借西方思想资源为儒家传统的新诠释提供理论架构,而他亲眼目睹的东亚社会现代化新崛起的事实,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根据。杜维明的“文明对话”理念及其实践不仅对于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而且也可以推动各国家、各民族文化健康发展,应当是积极肯定的。但同时。在推行“文明对话”的具体实践上又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何重建儒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是一切关心儒学发展前途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