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香港艺术的政治气味颇浓,本土意识空前膨胀。“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在香港艺术界大行其道,对政治转变的恐惧,对文化身份的质疑,以及对本土意识的重铸等,成为艺术最重要的议题;加之大批战后婴儿潮一代的艺术家海外留学回港,使一些香港从未有过的文化产品在这个异常的历史条件下出现。艺术创作最大的动因:是围绕九七回归产生的各种担忧和思考,结果就是掀起“九七美术”风潮,其中,装置艺术异军突起,在这个香港艺术的成长期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九七美术”有身份建构、“去国家主义”,本土情结和政治休克四种切入点。但我们也要看到,“九七美术"对陌生政体的恐惧和异常迫切的本土意识重构,使得香港艺术家的创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对“九七”有虚构、歪曲和偏狭之嫌。与西方媒介艺术相反,香港书画界并未受到太多社会因素的攘扰,反而由于文化艺术传统的亲近,书画界对回归持欢迎态度,在创作上仍然恪守传统文脉,保持超然脱世的情怀。97回归过后,预想的政治危机没有降临,经济幻想却不断破灭,因此身份问题被架空,艺术家退回到生活领域重新反思艺术,产生了“后九七”思潮。作为城市人的经验不断上升,消解了身份问题,“新城市主义”艺术取代了“九七美术”。一种对生活都市平静的观察,在物质与精神两级间游走的体认,对个人空间与都市挤压的反抗,以及对布尔乔亚式的温情,被多元自由的都市结构消解的无意识的纪录。艺术家呈现“反官方”、“反消费文化”、“离中心主义”的文人取向,进一步退守到艺术的“私人化”、“生活化"的嬉世作风。与此同时,书画界普遍开始了对传统的再认识,逐步走向了人文关怀。跨越“九七”的香港艺术经历了:多元打破二元,焦躁转为沉静,虚构变成虚妄,忧世转为嬉世的四个转向。香港由于长期处于地域、文化和权力的夹缝中,形成了空间意识压倒历史脉络的解说方式。“中、英、港”三方思维模式、“珠江三角洲”艺术体、“粤语文化圈”和“海派文化”乡愁,“中国”概念的多义性,以及空间尺度和观念对艺术创作的制衡,都是空间作为权力和文化想象的方式在香港艺术中所决定的。反之,香港艺术缺乏纵向继承、没有线性的历史梳理、艺术断层严重以及文化防线脆弱,都是时间观念在香港失语的结果。加之香港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种体制问题和艺术生态失衡,从机制上造成了精英艺术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