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仍然无疑是我国实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最紧要的问题之一,目前农民工长期处于一种“离农、离地”,但又被排斥在其他群体之外的边缘状态。这种尴尬处境,使得他们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乃至至今仍需改革的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权益难以得到公平对待。农民工的离土却不离乡,不放弃农村土地承包权,导致农村一定程度上难以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和适度规模化经营。在“三权分置”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的背景下,引导土地承包权的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是调整当前阶段人地关系的关键环节。如何总结各地的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的实践经验?影响农民工退出承包权意愿的因素又有哪些?愿意退出承包权的农民工的补偿诉求是哪些?诸如以上,是进行承包权退出研究时所应当且必须研究的问题。本文选取江西省丰城市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将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交叉分析,判断哪些因素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影响。然后以调查农民工在合理补偿前提下,对土地承包权退出是选择愿意或者不愿意,将退出意愿作为因变量,采用二项分类Logistic模型探究不同因素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和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差异。经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土地承包权退出是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本文认为,土地承包权退出是指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的权利所有人,依法自愿放弃其合法持有的农村集体（发包方）土地承包权。二是农民工退出意愿不高,土地仍然扮演者兜底保障功能的角色。三是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否清楚承包地的具体位置、承包地是否高标准农田改造、是否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进城就业、是否缴纳职工社保、在工作地的生活适应度共12个因素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包含年龄、高标准农田改造、缴纳职工社保呈现负向影响对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其余因素对退出意愿呈现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首先在“三权分置”制度背景下,要必须将“确权颁证”工作落到实处,确保每一户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继续实践土地承包权退出,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要推进县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弱化土地保障功能,解放农村的人地依附关系。与此同时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持历史耐心,土地承包权退出急不得也强迫不得,要协调推进农村承包地退出与其他成员权退出。最后由于影响农民工群体退出意愿的因素多样化,应搭建完备的支持体系,多样化的补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