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视域,反思西方学说中人之社会属性的思想行程,就是在唯物史观的宏大框架内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向批判中澄明人的社会性概念,划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以往旧形而上学的界限,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人之社会性本质思想的历史性与科学性。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中,人之社会性在哲学史上呈现出两种相对立的理论样态。其一,人的社会性作为西方古典自然法观念的逻辑预设,其实质是马克思以前西方哲人对社会秩序起源与维系问题所给予的主体向度回答,它在古典近代自然法的世俗化转向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行进中,最终教条化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抽象人性论与经济人假设,赋予资本主义永恒合理性以人性根基。其二,社会性作为马克思对人之本质的基本规定,表现为人与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经济交往关系。马克思将社会关系定义为人的社会性本质,是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构筑与深化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藉此马克思得以最终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绝非自然法统摄下人类社会本性的演化终点,而是在人的主体行动与客观社会关系的不断扬弃中实现自我否定的历史阶段性存在。马克思对社会性范畴的理论变革,无法离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西方近代社会秩序的重塑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育。一方面,古典古代自然法中以公民政治美德与政治理性为核心的政治社会性,经由古典近代自然法观念中“私有财产——自然权利”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的两大范式的构筑,转换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内含的市民商业精神与经济理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商业资本的日趋成熟作为西方社会近代化转型的标志,被亚当·斯密凝练为以现代市场体系和分工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观念,进而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升华为市民社会这一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理论形态。黑格尔与亚当·斯密赋予古典自然法中指代先验美德与理性的社会性范畴以经济现实性的根基,将社会性重新定义在了“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两大坐标上,给予马克思提出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以重大启示。马克思以人的社会关系本质扬弃以往自然法观念中人的先验社会性,是其早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唯物史观初步创立的思想前奏。自此“社会关系”得以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同构的重要线索,揭示资本统摄下社会关系的物化与物化的扬弃,以及实现人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成为马克思毕生的理论追求。马克思藉此达成了对西方传统人学思想、古典自然法观念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超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资本主义资本、资本主义工业现代性危机的深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