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股票市场为背景，把制度因素纳入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视野，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分析制度安排、制度转型对投资者心理认知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本文认为，投资者除了由于人类共有的、先天性的理性缺陷--有限理性，导致的认知偏见和行为偏差外，不合理的制度环境也会导致投资者的心理偏见和行为偏差。我们把这种偏差称之为“制度诱致型”心理和行为偏差。这种心理和行为偏差以有限理性导致的偏差为基础，是在更大幅度上对投资者心理和行为的扭曲。中国股票市场具有转型经济的典型特征，噪音政策干预频繁、制度缺失和制度多余的现象同时存在。我们选取了中国股票市场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制度安排，如噪音干预、市场分割、市场封闭、禁止卖空、不完全退出机制和国有股安排等，逐个分析这些制度现象对投资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证实，这些制度现象向市场传递噪音或扭曲市场信息，引发投资者“制度诱致型”的心理和行为偏差，进而对股票市场的走势产生长久的影响。这个结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中国股票市场上噪音交易主导和股票价格波动剧烈的独特现象。同时，我们的研究发现，投资者的套利行为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情绪传导和心理类比来实现。这是对B股开放后，A股和B股市场走势趋同的尝试性解释。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某种错误制度--禁止卖空机制--的诱导下，投资者行为会退化：投资者从信息交易者蜕变为噪音交易者。这可以对中国股票市场投机盛行的现象给出一个解释。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某种正确制度--市场开放制度--的引导下，投资者行为会进化：由噪音交易者进化为信息交易者。在本文最后一章，笔者指出制度解释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对行为金融文化解释的思路。笔者认为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偏差有三个层次：有限理性导致的偏差，文化多样性导致的偏差和制度诱致型的偏差。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首先，制度供给必须考虑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模式。错误的、缺失的和多余的制度在股票市场事本身就是一种噪音，是导致市场过度波动和市场风险增大的根源。其次，制度演进必须考虑投资者的心理适应性。超越投资者心理适应界限的制度革新可能会导致市场的剧烈波动，不但不能起到规范市场的功效，相反，会引起市场混乱。其三，制度转型既要通过政府的制度供给来推进，更要拓展民间自发制度生长的空间，利用民间智慧和力量推进制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