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是中国城市最早兴起的地区之一，以其城市发展的先导性、连续性和生命力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期，城市变迁是社会变迁的集中体现，城市空间形态包括城市的功能分区、空间分布、网络体系的变化是城市变化乃至社会变化的物化反映。鉴于时代的变革性和区域的典型性，对唐宋时期河洛地区城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入手，以区域中心城市个体空间形态和区域城市群体空间形态，中心城市功能分区与区域自然、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来考察隋唐至北宋时期河洛地区城市发展和演变的特征和规律，并为当今处于城市大发展时期的河洛地区城市和区域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首先对河洛地区的地域范围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唐宋时期河洛地区城市发展的地理环境。由于区域地理环境的开放特色、历代战乱频繁、中心城市政治经济地位下降等原因，河洛地区的区域设定存在着与周边地区界限模糊等困难，至今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学描述。但进行一个合乎实际的河洛地区区域设定，对我们进行区域研究又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河洛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格局，本文确定河洛地区的核心地带包括伊洛盆地、沁河冲积平原和黄河山前冲积扇，先秦时期黄河山前冲积扇前缘的湖沼带构成了这一核心地带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分界线。随着文化的扩散以及相邻区域文化的相互影响，河洛地区形成了以伏牛山脉为南界，以小秦岭山脉为西界，以太行山——中条山脉为北界，以黄河山前冲积扇前缘湖沼带为东界的地理界线。区域的核心地带即伊洛盆地、沁河冲积平原和黄河山前冲积扇等由黄河及其支流的泥沙沉积而成的各个地理单元，适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区域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山川交错，河山险固的地形，有利于城市的军事防御；密集的河网，有利于形成便捷的城市间交通体系，这些都构成了河洛地区城市发展的基础。 区域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和焦点。城市与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与区域城市群体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区域中心城市个体空间形态和区域城市群体空间形态，中心城市功能分区与区域自然、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中心内容。 夏代，河洛地区已经出现了等级不同而相互关联的聚落体系。东汉时期，河洛地区形成了国都、郡治、县治为各级中心的三级城市体系。汉魏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网络的营建，也加强了中心城市洛阳与区域内外的联系。隋王朝兴建东都城，为河洛地区城市体系构筑了新的核心；开凿大运河，加强了河洛地区的全国交通枢纽地位，奠定了唐宋时期河洛地区城市空间形态的基础。 就区域中心城市个体空间形态和区域城市群体空间形态的关系而言，中心城市洛阳以宫城位居核心，三重城垣相套的个体空间形态和区域城市以洛阳为中心，三个圈层，环环相套的群体空间形态，突出了洛阳城“建中立极”，皇权至上的政治功能，也强化了中心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由文献和考古材料可知，洛阳宫城又分为若干小城，居于正中的部分是宫城的核心部分，即《河南志》所称的“洛城”。宫城东西各有两重隔城，北面有三重隔城，南面有皇城护卫，如果把皇城和宫城及其所属的若干夹城、隔城等看成一个整体，犹如外郭城中的子城，我们就会发现，皇帝所居住的洛城实际上处在这个子城的中心位置，四周被子城所包围，使洛阳城形成了一个洛城、子城、郭城三重城垣相套的格局。与之相映，区域城市的空间分布也呈现出以洛阳为中心，三个圈层，环环相套的格局，形成洛阳四周的屏障。以洛阳为中心的三条交通线（连接长安、洛阳、汴州的东西大道、由洛阳经怀州到太原或幽州的北方大道和由洛阳经汝州到江淮或江汉的南方大道）是区域城市分布的密集带。陕州、郑州、汝州、怀州等州级城市，都位于河洛地区对外交通线的关键节点位置，控扼对外交通联系的门户。陕州地处东西两京交通要冲，是洛阳——长安驿道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江淮和关中间水陆联运的转运码头；郑州位于洛阳通往东方的大道上，是洛阳的东大门，由郑州向东北可通往滑州（今河南滑县）、博州（今山东聊城），向东可达汴州、曹州（今山东菏泽）、齐州（今山东济南）；汝州位居洛阳东南，总控洛阳南面的伊阙、大谷、轘辕三关，由汝州向东南可经许州（今河南许昌）、陈州（今河南淮阳）直达江淮，向南可经邓州、襄州（今湖北襄樊）直达江汉；怀州位于洛阳通往太原的驿道和太行山东麓大道的交汇点，往西北可达太原，往东北可达幽州（今北京）。区域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既加强了洛阳城的防卫强度，又建立了以洛阳为中心，以陕、郑、汝、怀为关键节点的对内对外交通网络，突出了洛阳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主导地位，也强化了洛阳“天下之中”的全国交通枢纽地位。 就中心城市功能分区与区域自然、人文环境的关系而言，积极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政治、经济职能，是河洛地区城市空间形态的重点所在。洛阳城的功能分区在空间形态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中心集中于西部，这一特征随着唐高宗时期上阳宫的修建而日趋明显；经济中心则向城东部的洛河两岸集中，尤其随着唐代新潭的开凿，在城东部形成了跨越南市、北市的更大规模的经济中心。洛阳政治功能趋向西部，经济功能趋向东部的功能分区，与隋唐王朝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政治格局相适应，也与河洛地区乃至全国东部较西部经济发达、城市密集的经济格局相适应。政治重心置于城市西部，既可控制全城制高点，又便于加强与长安的联系；经济重心置于城市东部，通过运河和驿道联系河洛地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并进一步联系河南、河北、淮南、江南等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以便更好地发挥洛阳的中心城市职能。区域城市的空间分布也体现出与中心城市洛阳紧密联系的特征。以州级城市而言，怀州、汝州、虢州三座城市都不在州域的中心位置，而是处在面向本州的主要政治经济联系方向的洛阳的门户位置上。郑州和陕州则兼有州域中心位置和门户位置的双重优势。这样的分布格局，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提高作为都畿区域的河洛地区的经济实力，为巩固洛阳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经济依托。 北宋时期，河洛地区城市空间形态无论是中心城市的个体空间形态，还是区域城市的群体空间形态，基本保持了唐代的格局，但其强化洛阳的军事防卫，构建对外交通体系的中枢性功能则明显减弱。虽然洛阳仍号为西京，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但整个区域城市体系的功能已明显呈现出由中枢性向地方性转变的趋向。唐宋相较，区域城市体系已不侧重于洛阳对全国的辐射和吸引功能的强化，而是着眼于区域本身自然、人文环境的实际发展，表现出由中枢性向地方性的演变。这一方面表现为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建制镇的出现，这些建制镇或分布在中心城市周围，或分布在主要交通干线上，促进了城市面向本地乡村的经济辐射和吸引功能，构建了沟通城乡的基层物资集散网络；另一方面表现为县级城市数量的减少，以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和宋元丰八年（1085）河洛地区的城市设置相较，县级城市数量减少了12个。中心城市洛阳政治、经济地位下降，以及政治中心东移而导致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交通线重要性的下降是这些城市省并的重要原因。但北宋区域城市的空间布局更适合区域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而保持了此后近千年的相对稳定，并基本奠定了今天河洛地区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理环境因素是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核心要素，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这些要素不断改变而导致形态适应性改变的过程。 加强中心城市和区域的联系，积极发挥中心城市的政治、经济职能，是唐宋时期河洛地区城市空间形态的重点所在。洛阳城以宫城为核心的防御性空间和交通体系格局，政治功能趋向西部，经济功能趋向东部的功能分区为主要特征的城市个体空间形态，与河洛地区以洛阳为中心，三环相套为特征的城市群体分布形态以及隋唐王朝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政治格局和全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格局相辅相成，构成了以洛阳为中心，以陕州、郑州、汝州、怀州等为次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使中心城市洛阳与河洛地区在政治经济功能上紧密相联，突出洛阳在政治上对区域的掌控机能，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也有利于发挥洛阳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唐宋相较，区域城市空间形态格局基本未变，但强化洛阳的军事防卫，构建对外交通体系的中枢性功能明显减弱。区域城市体系已不侧重于洛阳对全国的辐射和吸引功能的强化，而是着眼于区域自然、人文环境的实际情况，更多地表现出由中枢性向地方性的变迁。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的变迁，表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和区域规划开始由突出政治统治、军事防御要求为主转向政治、经济并举的功能性导向的演变，也表现出河洛地区城市空间形态由唐入宋从中枢性向地方性变迁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