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率上升会给一国公共卫生系统施加巨大压力,造成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迅速增加。众多医学研究表明过度肥胖会加重人体负担,除了容易引发“三高”,还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中风及多种癌症。除了直接作用于人体,肥胖在社会分层、择偶择业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成人和未成年人的超重率分别为34.3%和17.9%,肥胖率分别为11.5%和16.4%。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已超过50%,持续上升的肥胖率对我国的人力资本和国民福利水平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突破传统医学视角,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肥胖问题。目前,国内有关肥胖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领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的较少,故在考虑到肥胖对我国经济社会所带来的显著负面影响及由“996”等加班文化兴起所引发的“过劳胖”现象,本文意在从一个较新颖的角度去研究肥胖成因,即从职业特征中的工作时长视角去探究肥胖成因,希望能为预防和控制肥胖以及规范劳动力市场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利用CHNS1989-2015年10期调查数据,进行OLS和logit回归,控制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多个变量。在关键变量的选取上以BMI为全身型肥胖的度量指标,以腰围为中心型肥胖的度量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周工作时长。研究发现周工作时长对个体BMI和腰围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随着工作时长的增加,个体BMI和腰围均会随之增加。在肥胖发生风险方面,周工作时长大于55小时的工作者相比于周工作时长为35-48小时者面临更高的全身型肥胖和中心型肥胖发生风险,这与当前“过劳胖”的认知吻合,表明长时间加班会显著提高两种肥胖的发生风险。此外,从事轻度和中度体力劳动的男性工作者加班更易引发肥胖问题,工作单位为政府、事业单位、高校等公共部门的劳动者加班也更易引发肥胖问题。由于周工时长对个体肥胖的影响可能通过热量摄入和睡眠产生影响,经传导机制检验,发现工作时长对BMI产生影响,部分通过热量摄入和睡眠发挥作用,对腰围产生影响,部分通过热量摄入发挥作用,并未通过影响睡眠发挥作用。为抑制超重肥胖率上升,避免人力资本流失,提高劳动生产率。针对普通民众,政府有必要加大对肥胖防控的宣传力度,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助力构建“健康中国”。因工作性质及类型的差异、法律法规中模糊的但书条款以及劳动者在维权中的弱势地位等诸多原因,目前在规范劳动者工作时长及惩处违法加班企业上,还存在较大的执行困难。故从政府层面在努力严格监管企业用工时长的同时,需进一步完善并细化相关法规规章,并采用柔性的行政指导手段引导企业自我约束,切实保证职工享受到应有的劳动权和休息权。本文主要贡献可能有两点。一是丰富了国内有关肥胖的研究。以往研究只专注于全身型肥胖或中心型肥胖,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展开研究。需指出的是,亚洲人和欧洲人肥胖时脂肪分布存在较大差异,欧洲人肥胖主要属于全身型肥胖,而亚洲人肥胖更多的体现为中心型肥胖,并且中心型肥胖往往比全身型肥胖有更大的危害性,因而有必要将肥胖划分为不同类型进行研究。二能较精准地识别工作时长与肥胖的关系。本文选用1989-2015年CHNS调查数据,借鉴李磊（2016）和王欣（2020）的研究思路,区分不同特征下工作时长对肥胖的影响。并通过样本敏感性分析、分组回归及固定效应回归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力求得到尽可能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