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流动人口数量不断扩大且家庭化趋向日益明显，流动适龄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特别是随父母流入城市的广大农民工子弟如何接受义务教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在2006年的北京夏秋之际，因为整顿农民工子弟学校行动的大范围开展，引来舆论的哗然，也引发更多人的思考和关注。　　本文以北京市2006年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清理整顿事件为出发点，了解政府为什么要清理？其实际效果怎样？有哪些制约因素？如何看待清理政策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面对北京市农民工子弟教育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探讨如何施行更为合理的农民工子弟教育政策。　　本文在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是问题的提出，从2006年北京市清理整顿“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行动来看，能够折射政策与现实面临怎样的困境;其次，阐述了开展这一研究所基于的理论框架和运用的研究方法。介绍自己访谈和调查的重心，并对调查和访谈到的人物和学校的主要情况予以介绍，展示文献研究的主要方面。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回顾国家有关农民工子弟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看看已有的研究主要在哪些方面、关注到什么问题，面对北京2006年的清理风暴，该如何完善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政策。　　本文在第三章开始进入论证过程。　　第三章对北京市农民工子弟教育政策演变的历程做了回顾，描述了北京市政府从“无视”、驱赶和查封到默认、应付以至积极应对的过程。　　第四章论述清理整顿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政策背景与目标:　　背景部分，首先讨论了北京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数量及接纳比例;教学督导与培训情况;生源状况;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队伍缺陷，包括很多教师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办学者来源五花八门，教师岗位的流动性很大;消防和交通安全隐患也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容乐观;农民工子弟学校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弱化了教育目标。其次，描述了农民工子弟的基本情况;打工者的生存状况对学龄子女受教育水平的严重制约;农民工子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等。　　清理取缔行动的显性目标主要表现为: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安全和教学质量的种种担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控制、监督的需要;北京市有限的容纳量;担心擅自成立学校会误人子弟。　　清理取缔行动的隐性目标主要表现为:北京市“涌入效应”之忧。北京市政府的深层目标，是为了控制流动人口的涌入。从2004年到2005年一年间北京市增加了10万农民工子弟，这成为北京市的“难以承受之重”。如果不控制，农村问题会变成城市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地方和中央政策的矛盾和地方政策的无奈与合理性。　　第五章表现清理整顿农民工子弟学校政策的实施效果:　　首先清理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便告暂缓。　　本次行动受阻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诸如公办学校接纳能力有限，本次行动本身准备不足;公办学校借读费、赞助费明亡实存，一定程度阻碍了农民工子弟进入公办校;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对分流政策采取种种抵制方式;农民工子弟学校让农民工子弟能够受到一些教育的道德合理性给政府部门带来巨大舆论压力。　　简述此次清理政策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积极意义在于，那些受利益驱使、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确实会误人子弟，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不是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长远之计;消极意义在于，从实际效果来说，确实造成了一些孩子返乡复读，甚至失学，另外可能催生出更多的条件更差的“地下学校”。　　第六章是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子弟教育政策的若干思考:　　1，认为应该资源配置均衡化、教育均衡化，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本来应该由政府主办的公立学校承担的义务教育功能已经名不副实，加剧了普通大众的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成本，即使他们拥有城市户口也难以避免。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源分配不均衡政策的长期积淀。需要加大力度改变这一状况。用行政手段去干预资源分配，不能完全任由市场来决定。政府的有关政策将直接影响着问题的演变与解决方向。　　2，建立教育经费转移制度，实行“教育凭证计划”，这是目前呼声较大的一种措施。这主要是解决流入地的财政支持问题。　　3，拓宽办学渠道，吸收社会力量，实行多元化办学体制，鼓励和扶持公益性强的私立学校的发展。包括要采取措施规范农民工子弟学校，政府保障义务教育实施决不意味着政府垄断义务教育，讲述社会力量参与的必要性，以及对农民工及其子女进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　　4，加强研究与探索。劳动力、农民工的流动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不是杂乱无章，人们看到它杂乱无章，那是由于对其运动规律还缺乏认识。要解决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也需要对背后流动的规律予以探索。要交“总量控制”为“合理引导”的原则，变“严格管理”为“科学管理”。　　5，建立“教育联合体”。通过城市、农村的学校结对子，对口扶持，使一批地方薄弱学校的整体质量得到提升，让很多农民工子弟在本地也可以享受到优质教育，也减轻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6，积极推动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吸引儿童在本地就学。尤其应该在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农民工能留在当地工作，监护孩子的成长。　　文章在第七章结束语部分从两方面阐述教育的意义:消除教育歧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解决打工子弟教育问题是化解未来社会冲突的需要。这也是本文立文之本。　　总之，北京市所面对的这一时代难题，是一个两难问题，从公民权利来讲，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流入地有责任解决，但也确实给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带来极大的困境。这单靠北京市的力量无法化解，要在全国的背景下进行权衡和制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