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作为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和杰出的诗人。他的著作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而且直到今天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文学方面,他高举诗界革命的旗帜,是近代新风格诗的代表,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地位;史学方面,他的《日本国志》内容丰富、体系完善,堪称是当时质量最上乘的日本史著作。《日本杂事诗》是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为创作《日本国志》收集素材而撰写的,共二卷,收200首短诗,分别从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各个方面,广泛记录了在日本期间的所见所闻。该诗集在诗后附以小注,对诗歌所涉内容、背景、典故等作相关阐释,丰富了诗歌表现形式,拓展了诗歌承载空间,也与《日本国志》产生了资料源头上的关联。《日本国志》是近代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著作。该书共四十卷,分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志,较为客观完整地记录了日本从古代到明治时期的历史,达到了在当时研究条件下著述日本史的最高水平。《日本国志》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旁征博引,连带叙及,议论纵横,寓意深远,包蕴了日本历史之外的许多内容,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互渗,理性与诗意的交融。《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一为诗集,一为史书,二者皆以日本作为对象,以诗证史,以史补诗,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对日本人以及日本社会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描述,被形容为“姊妹篇”,堪称“双璧”。黄遵宪这种“诗”与“志”对话的写作方式,让其著作呈现出“文史互渗”的特点。黄遵宪的创作形成“诗”与“志”对话这种独特写作方式,呈现出“文史互渗”现象,偶然中又有必然。偶然在于黄遵宪发愤编纂《日本国志》作为“匡时之策”,连带产生了《日本杂事诗》。从创作主体角度来分析,黄遵宪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晚清的动荡黑暗与日本明治维新给他带来强烈冲击,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拯时救世的焦虑心理,是导致他编纂《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的最根本的内因,“诗”与“志”对话的写作方式应运而生,两部著作以文史互渗的“姐妹篇”形式产生的必然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