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现象,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中一个贯穿性的问题。只有将“农民进城”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研究框架中审视,才能理清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挖掘其表象后的深层原因,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天津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具备研究的典型意义,同时区域史的考察可以使“农民进城”的整体研究更加深入具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政府主导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赶超型现代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高速度的特点,给“农民进城”打上鲜明的体制烙印和时代特征。“农民进城”随着现代化的探索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在1949-1957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农民进城”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相对自由到逐渐受到规范和限制；1958-1976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进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探索,表现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并且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逐渐受到严格地禁止；1977-1985年,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民进城”也开始日趋活跃,进城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从迁入地、迁出地和进城农民个人三个维度,分析不同时期“农民进城”的动力机制、进城渠道和进城后的职业流向与生活处境,纵向地梳理现代化战略与“农民进城”的关系,可以了解“农民进城”与现代化探索,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农民进城”相关政策的演变服务于工业化需要的特点。“农民进城”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又对现代化产生多元复杂的影响：从农民的迁入地看,进城农民是工业生产的后备军和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加速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促进了城市文明的多元化；同时“农民进城”也可能对城市的秩序造成冲击,给城市的管理带来挑战。就迁出地而言,“农民进城”可以缓解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变迁；但也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造成农村优秀人才的流失,导致农业生产和农村现代化后继无人,发展乏力。最后,“农民进城”规模的持续扩大,也促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不断走向现代化。“农民进城”在对社会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民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人自上而下的教育,工业的生产方式对农民工人的塑造,以及城市生活的熏陶,都促进了农民传统性的嬗变和现代性的生长。在分析农民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寻推动农民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首先需要消除制度的区隔和排斥,这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前提；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是农民现代化的关键；输入地和输出地密切配合,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权益,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进城农民的自身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通过对赶超型现代化时期的“农民进城”的纵向地考察和横向地分析,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包括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是影响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农民进城”的关键因素,积极主动消解制度性的障碍因素,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前提；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国家政权在“农民进城”中发挥了主导和控制作用,虽然保证了工业化目标的实现,但是也遏制了农民在迁移和流动中主体性的发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实现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保证；农业现代化在“农民进城”问题上具有基础性地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基础,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重点；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的脱节现象,影响了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接受和吸纳,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是农村劳动力顺利有序转移的关键。最后,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的和归宿,农民的现代化对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进城”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