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世纪至纪元的西汉时期是书法艺术的形成期,各种新兴书体均已酝酿成形,如何抽绎出一条主线来诠释西汉书法的发展状况已经成为西汉书法史研究的一大瓶颈和关键所在。官文书制度作为行政系统和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在西汉时期已经确立。20世纪以来,随着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特别是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里,含有大量地方基层官文书,为官文书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作为西汉时期书法发展的主要承载体,有关官文书制度的书法史研究在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官文书的运行方向作为分类的标准,将西汉行政系统中的官文书划分为:由皇帝向下级官府传达的文书、各级官府上奏皇帝的文书、官府间的往来文书、皇帝官府发往民间及民间上诉文书四种类别,其次将每种类别中涉及到的官文书书体情况加以论证,得出西汉官文书运行书体具体情况为:“下行”书体中在“策书”的情况下使用“篆书”,仅在“免策”时,使用书体为“隶书”,其余“制书、诏书、戒书”均用“隶书”;“上行”书体使用以《史籀篇》为底本且非常接近于秦“小篆”的“篆书”——籀文;“平行”书体及官府民间通行书体均为“隶书”,偶见“章草”。简而言之,西汉官文书运行书体遵循“以尊卑地位来决定使用书体之古今”的规则,是一种典型的崇古心理。其后,本文厘清了“篆书”与“籀文”、“古文”的关系,得出“籀文”当为“石鼓文”、“古文”的上辈的结论,后世所谓的册封王侯使用的书体“篆书”仍然是西汉官文书运行书体制度的延续;“善史书”风气也是西汉官文书运行书体之一——篆书(籀文)在遭受冲击后的一个“副产品”。由于西汉官文书书体的运行机制,“隶书”成为西汉时期的主要使用书体,其应用范围及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从书法变革史来说,“隶书”是中国书法变革史上的最为重要的书体;从书体本身来看,正是西汉“隶书”书体的成熟与发展,最终促成了“八分”、唐隶、清隶以及现代隶书的大发展。“章草”经过规范与流便之后,向“今草”发展,“草书”书体在官文书应用领域萎缩后,却在艺术领域发扬光大。最后简述了西汉官文书运行书体制度的启示,包括对于书法史研究的贡献与当代社会的启示两方面。在书法史研究层面上,西汉时期,随着官文书的应用,各种书体不断演进与分化,直接导致了书法技法的核心——笔法的进化,使得书法笔法丰富化、精微化;在对当代社会启示的层面上,提出当代文字规范和西汉的“正字”观念在“内在理路”上具有延续性,我们应当培养对于文字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应当为文字与书法的传承担当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