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所涉条文的补充,以及两高结合司法实践情况对罪名的修改,足以看出我国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重视程度。2000年出台《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旧《野生动物资源解释》）的初衷是要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法律制裁,但因其颁布时间较早,实际上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为此,2022年发布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野生动物资源解释》）,改变了旧《野生动物资源解释》不加区别的将人工繁育类野生动物一概纳入保护范围的做法,明确了将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的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行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该限缩性规定,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其他需要解决的司法难题,如此类案件是否无需考虑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而一律作出有罪裁判?本罪的犯罪未遂应当如何认定?这些司法判决虽然有别于“冤假错案”,但其对司法公信力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本文通过研究本罪的相关判例,归纳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焦点,并对此展开法理分析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第一部分是根据案情介绍及判决结果,归纳出相关争议焦点。第二部分是进一步明确了本罪所保护的实质法益,而对相关争议问题进行法理分析。第三部分得出研究结论和启示,指出保护野生动物有益于保障公共健康与安全,提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的认定思路,建议应根据法益的侵害程度合理确定本罪的规制范围。本罪所保护的实质法益应被确定为野生动物多样性。因此,新《野生动物资源解释》根据我国当前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对人工繁育类野生动物作出区分,将数量急剧增加的人工繁育类野生动物剔除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规制范围,这与本罪所保护的实质法益相契合。当然,对应纳入保护的人工繁育类野生动物范围的把握也应当在该实质法益的基础上进行,首先应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规定的珍贵、濒危物种为基本的判断依据,再结合专家对涉案人工繁育类野生动物的物种濒危程度、野外存活情况、人工繁育情况等方面内容进行的专业鉴定进行判定,以最后结论对可能涉罪的行为进行综合认定。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可以使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案件处理变得更加合理,且在行为人缺乏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时可通过责任阻却来出罪。对着手的认定是判断实行行为的核心问题,应当根据实质着手说对本罪的实行行为进行合理解释后才能进一步明确本罪犯罪未遂的认定标准: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对野生动物多样性具有直接危险的非法猎捕、杀害行为和与非法猎捕、杀害有高度关联性的非法收购、运输和出售行为,且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导致行为人的犯罪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