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郊区作为以服务城市为主要功能,与城市联系密切的城乡过渡区域,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城市用地的不断扩展,其功能内涵和空间范围也在不断变化。郊区的过渡性,决定了其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之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保障粮食安全等多个宏观战略实施的空间载体,从而使郊区功能及其空间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着复杂的演化过程,准确把握这种演化规律,有利于科学的引导城乡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分析郊区功能内涵和空间演化特征及过程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城郊乡村转型的“区域—村域”两个尺度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遵循“概念—特征—机理—模式”的研究范式,以西安为例,开展了大城市郊区以土地利用转型为表征的城郊功能转型研究。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市郊区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上乡村转型特征,解析了影响城郊乡村转型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提出了城郊乡村发展模式。本文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随着城市的发展及其对郊区需求的变化,郊区的空间范围与功能结构不断地发生演化,各种功能空间也不断地发生位移。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变并协同增减是郊区乡村土地利用演变的总体特征,并体现在功能用地面积变化、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提高和空间圈层波浪式外扩位移等多个方面。期间,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生活配套和生态服务四类功能的服务能力与价值均不断提高。其中,农业生产功能由粮、蔬生产基地转变为果、蔬、粮综合生产基地,工业生产功能在乡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降低,生活及生态服务功能的构成则日益丰富。农业生产功能空间形成“圈层+板块”的分布格局,工业生产功能空间集中化和规模化态势明显,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则在特定化与泛在化的基础上呈现出综合化特征,生活功能空间则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且距城市越近转变越明显。城郊乡村区域主导功能经历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生态服务”的转变,中心城市空间与功能的拓展,都市区发展需求的不断提升是城郊乡村功能演变的主要原因。（2）从构成城郊乡村的基本单元——村域尺度考察,其功能与空间演变除符合前述郊区整体特征外,由于各村间区位交通及资源禀赋的差异,还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类型。其中,近郊区村域依托良好的交通及区位条件,形成了旅游休闲或乡村工业为主的村域功能,并由于村域自身及周边资源禀赋差异出现了多种经济类型（如农家乐、文化旅游、纸箱加工、家具加工等）;远郊区村域的功能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但部分村庄依托其周边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等自然、人文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形成了休闲服务功能。不同功能类型的村域形成了与之匹配的用地结构和农户收入结构,但微观村域的消费观念和关系网络并未随功能演变和农户的收入变化而出现明显分化。（3）大城市城郊乡村功能与空间演变是规划政策调控下的空间用途管制与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有效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内外互馈”机制下实现“路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郊区功能的变化导致空间响应,推动功能空间演变。其中,郊区的生态服务功能日益凸显,应遵循生态地租的理论指导功能空间布局。“内外互馈”机制包括外部动力主导下影响城郊乡村转型各要素之间的“内外互动”机制和城郊乡村“区域—村域”的“作用反馈”机制。内外互动机制是指在外部动力主导下,“自身条件—外部环境”要素综合作用改变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关系,引发城郊乡村区域空间及其表征的功能演变的“自上而下”复合作用过程。不同影响因素在城郊乡村转型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作用反馈机制是指上述外部影响因素作用于不同交通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条件的村域,改变村域的发展要素构成,实现村域功能与土地利用变化,进而构筑宏观区域整体功能和空间结构的微观村域“自下而上”“螺旋上升”式反馈过程。所谓路径创造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城郊乡村发展突破了对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经济制度下的乡村发展路径的依赖,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乡村发展路径创造——城郊乡村功能转型及其空间响应。基于西安郊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不断提高的特征,本文提出西安城郊乡村生态地租竞租曲线的假设,在这一假设下付租能力呈现出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增加先快速下降,转而逐渐上升的态势。（4）城郊乡村不同村域所处的区位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导致驱动村域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就西安郊区而言,存在包括政策驱动、技术驱动、需求拉动和综合驱动四类乡村发展模式。不同乡村发展模式对应的典型村域在不同的影响因素互动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特征及空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