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然而，与希腊财政状况、宏观经济情况相近的匈牙利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债务危机。基于这一现象，本文提出如下疑问:宏观经济状况类似且同样拥有高额债务的希腊和匈牙利，为什么一个爆发了债务危机，另一个却没有出现危机？本文将债务危机爆发视作政府管理债务风险失败的后果。根据债务风险管理的内容，政府增税减支能力的强弱是解释两国出现管理债务风险不同结果的关键变量。本文从引发债务危机的国内根源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探讨“政府—企业”关系、政府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改革派官僚的主导性三个因素如何作用于希腊和匈牙利的增税减支能力和对外经济政策选择，导致两国债务风险管理的不同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两国历史进程上的差异，探讨与上述三个因素密切相关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延续性，并尝试将这种历史延续性概括为“计划经济遗产”，作为对案例的总结和升华。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与政府对大型企业的控制、政府对社会较强影响力以及改革派官僚突出的主导作用密切相关的计划经济遗产，提高了匈牙利政府的增税减支能力，使匈牙利政府无需通过加入欧元区获得在国内推进紧缩措施的动力，避免欧元区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帮助匈牙利成功化解债务风险，避免危机爆发。相比于匈牙利，希腊由于不具备计划经济遗产，增税减支能力较弱，紧缩措施在国内难以有效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政府希望通过加入欧元区获得推行紧缩改革的外部动力，但欧元区的制度安排反而给希腊债务风险管理带来负面影响，最终引发债务危机。因此，是否具备计划经济遗产，导致了匈牙利成功管理债务风险和希腊出现债务危机两种不同结果。本文通过案例比较得出的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对南欧国家和中东欧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比较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