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与贪腐相对,对于如何防贪治腐、维护政治清明等方面一直受到各界广泛的关注。在船山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中,廉德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但学界对于船山的廉德思想关注度不足,相关研究阙如。王船山廉德思想是对儒家廉德思想的承继与开新,将船山廉德思想与道德心理学之研究视域相结合,并深入发掘廉德生发与培育的本源性依据,不仅是对王船山政治伦理思想的展开和丰富,亦是对儒家廉德思想研究视域的补充和创新,因此研究王船山廉德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明朝整体的社会环境为王船山廉德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契机,作为一代鸿儒,明遗民的身份与责任担当意识让王船山在对亡国的沉痛追思中,洞悉到吏治清廉对于维系国家安定、保持良好政治生态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王船山廉德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可以从人心离玩而损廉、耻感缺失而丧廉和治道衰微而毁廉三个方面加以诠释。关于廉德产生之可能,王船山从人性论的层面确立了廉德得以产生的价值依据。在“善生性乃生廉之基与生生之性助推廉之德”的立意下,他不仅为廉德之产生提供必然性确据,同时还挺立起了人的道德品格与道德主体性。而后进一步探究廉德生发的道德心理基础,一方面,王船山主张道德的发生要以道德情感为始基,道德耻感作为人的本源性情感,是廉徳之前提条件与先决因素。因此主体要注重道德耻感的生发和引导,将道德耻感视为迁善改过重要的精神动力,从而让廉之美好德性自然生发。另一方面,王船山亦重视道德理性的作用,强调道德理性与道德意志是使得道德情感自然生发的重要保障。王船山主张要持志以导情,从而为廉之德性在具体实践中的彰显提供内在的理性确据。道德理性与道德意志为具体实践提供理性上的可能,但问题在于情境对人的塑造远超乎人的想象,因此需要对“诚”加以探讨。王船山对“诚”的论述不仅表现出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兼具的双重特征,亦彰显出对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引发与培育,为道德主体形成稳定的廉德品格提供合理性的依据。人性论与道德心理学的视域主要从内在心灵之维探寻廉德的生发与培育。与此同时,廉德的养成离不开外在的教化与制度的规范。因此王船山廉德思想的彰显与发用离不开善法的确立与礼之教化,二者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此外,王船山廉德的价值指归主要呈现出三个面向:因廉而立人之大节,重廉以敦风俗之化,丧廉则政清人和失。总体而言,船山廉德思想的特色一方面表现在其对道德心理等内在心灵之维的关注,他主张情感是廉德产生的起点,理性与意志是廉德扩充的引导者,“诚”兼具情感与理性的双重特征,为主体努力克服情境之影响提供真实的力量。另一方面体现在船山对于廉德的相关论述具备丰富性与完整性,能够形成较为全面的逻辑结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