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老子出关后去向不明。汉魏时期,兴起了老子西出化胡之说。唐朝时,玄奘和成玄英将《道德经》合译成梵文。唐朝来华景教传教士利用佛老翻译《圣经》。明清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采取适应策略,以西儒的身份传教,开创了利玛窦路线,把中国文化传到了西方,中西文化交流更为常态化。肇端于教会内部的中西礼仪之争,导致儒耶危机,教权和皇权紧张,破坏了中西交流与合作的局面,导致康熙禁教。索隐派继起,易学和道家开始受到西方重视,索隐派在《道德经》中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明。
　　 19世纪早期,西方掀起老子热。老子登堂入室,进入西方知识殿堂。从此,老子在西方广为传播,颇有影响。《道德经》可以和《圣经》媲美,成为中国经典在世界上的代表,为西方接受。汉学家和哲学家加入到阐释老子思想的队伍,开始对老子进行哲学解读,对老子和西方哲学家进行比较说明。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是求同,用西方文明传统解读老子,目的为了传教,从老子思想寻找三位一体、耶和华、上帝、报怨以德等基督教的教义和价值观,老子和基督教的关系是这一期间讨论的重要问题。老子的形而上思想得到了德国哲学家的阐发,“道"和“无”尤其引起了重视。这期间西方涌现出大量译著和一定的研究成果,为西方老子学的发展和深入研究做了铺垫,西方逐步意识到老子与基督教的不同。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欧洲出现精神危机和战争困扰,促使西方人转向东方,寻求医治良方。他们从中国找到了老子,开始以同情甚至赞美的态度看待老学,借用老子学说批判西方,寻找老学的积极因素。企图求助老子拯救西方,补益于西方,老子成为东方之光,这促成了老子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热潮。西方这一阶段重视老子的自然而然、清净无为等观念。这期间,欧洲出现了著名汉学家卫礼贤、阿瑟·威利等,他们从中国传统和《道德经》文本中寻求老子的本意。
　　 战后的西方经历了更深的精神危机和变革,出现了垮掉的一代、嬉皮运动、新时代运动,东方的禅宗和老子受到重视,《道德经》的经文成为披头士传唱的内容,老子再次成为了西方世界的光。战后世界汉学的中心逐步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华人学者积极参与到西方汉学的队伍中,林语堂、刘殿爵、冯家富等英译的《道德经》广受欢迎。
　　 20世纪70年代,中西方学者联手推动西方老子学进入到研究阶段,批判以往的误解,回归老子本身成为了新特点。简帛《老子》的出土引发新一轮老子热,西方学者积极参与其中,认真研究,取得了夺目的成绩。在社会层面,《道德经》日益成为畅销书,进入千家万户,老子的思想得到了全面的阐发,体现了普世性特点。
　　 西方老子学引起集中争议的问题有老子其人其书及其学问,老子之道与基督教教义间的关系,老子“无”的形而上学和关联宇宙论思想。现代西方老子学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关联思维、隐喻思想、链体风格等新的变化。西方对老子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自由、自治、平等和无政府主义的解读。
　　 西方认识老子前后不同,动机上,从满足传教需求,到寻求医治西方问题的良方,再到客观研究与各取所需,遍地开花；受众规模上,从少数传教士到今天包括精英和大众在内的大群体；学术进展上看,从简单介绍、翻译到今天的专业研究和比较研究上；进路上,从求同的以西解中,逐步转向了求异的以中解中阶段。
　　 西方长期运用老子思想服务于基督教,弥补西方精神文化的偏颇,满足西方的好奇心和精神需求,具有广泛影响,但尚未进入到西方哲学的主流话语中,中西方学者需要共同努力才可以让中国思想加入到新轴心时代世界哲学的重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