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历史呈螺旋状向上发展,贫困和富裕始终相伴相生,脱贫致富成为贯穿其中的最基本的人类奋斗目标。在日益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更多地关注贫困、思考贫困、研究贫困,这体现了人类既能清醒而理性地看待既往成就,同时又保持了对“富裕社会”、“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本文的切入点和中心立足点具有理论创新性,在世界经济理论集中趋向于对富裕研究的情况下,本文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贫困问题为研究背景,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去诠释经济发展及其成果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更多地站在相对贫困人口的立场上去解释和剖析经济事实。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经济事实的案例式分析,始终认为只有真实的经济结果才是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贫困在本文中被定义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社会贫困。收入贫困在三种贫困的表现形式中是最易被接受也是最能进行直观度量和判断的。收入贫困就是指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收入的“缺乏”程度成为判断是否贫困的尺度和标准。人类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的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社会贫困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所有权的不足,表现为人们在所处的经济社会中普遍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这一能力,而这种知识和能力可以带给个人脱贫致富的诸多可能。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贫富差距有一个可衡量的指标基尼系数。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资产阶级从追求自我利润出发使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组合,生产出最大的产量,是人类社会为生产而生产,创造了其以前时代无法想象且无与伦比的财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两极分化。富人的财富积累和穷人的贫困积累齐头并进。18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有的极力鼓吹贫富并存是自然规律论调,让穷人俯首帖耳地听从所谓上帝的安排。有的大肆宣扬要使富人富,就必须让穷人穷的露骨剥削有理的谬论。有的居然叫嚣扶贫活动破坏自然的和谐和优美。当然,也有的对穷人的贫穷表示一点同情,提出文明秩序要求富人应该使穷人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的见解,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缓和现实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和对富裕阶层的潜在威胁。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国家贫困是政府经济政策失误的有关理论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本文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脱贫经济理论基本上是肯定的态度表述的。亚当·斯密科学地阐述了个人和国家致富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也阐述了个人和国家贫困的原因在于土地和其他财产私有,在于政府通过法律对贫富之差的保护。凯恩斯认为,完全自由放任是工人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凯恩斯还认为,减少贫富之差的主要措施,就是加强政府的税收管理,建立竞争的原则,发展股份经济。凯恩斯关于混合经济的理论对今天的我国很有借鉴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所阐述的两个基本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理论上说明工人的贫困不在于原罪,而在于被剥夺。资本家富足也不是源于天赐而在于掠夺。马克思还运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当年最富裕的英国的工农大众的贫困。马克思的脱贫理论对正在积极发展经济,以求脱贫致富的中国来说,十分有现实意义。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人民的生命毫无保障,因战乱饥寒而死者不计其数。争取生存权利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人权问题,也是旧中国的贫困根源所在。一个国家、地区及其所属的个人,无论占有的自然资源如何丰富,历史积淀如何丰厚,人们对安定美好生活的愿望如何迫切,只要国家不独立、民族不统一、政治不稳定,就不会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按照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贫困发生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下降一半,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改革开放30年,与过往的历史比较,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一个国家最好的时代,脱贫致富,“超英赶美”,梦想成真,中国距离世界中心地带越来越近。然而在一派繁华的背后,需要冷静的思考,今日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消灭,已由普遍的贫困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贫富不均为代表的新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并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目前贫困人口的规模仍然很大。中国剩余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极强的地域指向性和集中分布性特征,绝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在农村贫困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同时,城镇贫困问题不仅出现,而且其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使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贫富差距加大已成突出矛盾。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出现新趋势。人均财富的不足和贫富差距的加大是现今中国面临的主要贫困,人口问题、土地和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三农问题、失业及城市贫困问题加上经济运行中不可完全避免的权利寻租现象共同促成了这个极其现实的新的贫困问题,这是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经济宏观客观环境的新的“脱贫致富”的课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脱贫致富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归纳出中国脱贫致富经验的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中国的经济运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宽泛的包容性,这一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的社会实践在理论上吸取了经济学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且带有明显的中国式哲学的特色,并不拘泥于既有的某一流派和成规,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进行合宜地变通和发挥。指导改革开放在中国全面铺开的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尊重经济规律,遵从市场规律,打开人民追逐财富梦想的通道,这也正是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精髓所在。由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基本成功,其转型的路径又凸显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理论特点。第二,中国的经济实践在总体上,特别是大的全局性的经济战略转折上以政府的统一协调指挥为鲜明特色,政府对经济的运行表现出积极的主动性。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只有统一和谐,步调一致才是摆脱整体贫困,到达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经济学家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要充分发挥管理经济的作用,市场经济与有序的政府管理相互配合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得到了显著体现。贫困问题绝大部分是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论证的“政府的错误政策会在一小时之内毁掉若干年内积累的财富”一样,要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更多的也要依靠人为的决策和努力,“政府正确的政策会在24小时内使国家由贫变富”。第三,中国脱贫致富经济实践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非常明确,就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新中国,占国家统治地位的是人民大众,这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在马克思的脱贫经济理论中我们可以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贫富差距极度悬殊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各种创造财富的生产资料和资本所有权的归属矛盾所导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脱贫和致富是两个阶级的不同追求目标,带有本质上的不可协调性,甚至表现为阶级利益的相互吞噬和排斥。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这一点上得到充分发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协调统一,脱贫和致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一致目标。政府在进行经济决策时的依据就是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性是正确的和先进的。从世界经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贫困问题客观存在,特别是相对贫困仍旧是急需解决的经济重点问题。由于当今贫困问题的产生更多地表现为人为因素所造成,本文呼吁经济理论研究要对贫困问题及脱贫致富的方法探索给予关注,并充分考虑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性,向有针对性和实践可操作性倾斜。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把贫困产生的原因归纳为:1、国内政治不稳定、本国以外的国际势力对本国的侵略、殖民和掠夺;2、由于本国自然资源有限、政府采用的经济政策和制定的经济制度不符合本国经济发展要求,基础经济长期不发达,法律不健全等宏观原因导致国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严重缺失或其所有权、使用权混乱,生产力受到破坏和束缚,实际经济运行违背经济规律,社会生产效率低。以上因素更多地导致了社会的普遍贫困和绝对贫困;3、由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趋于集中、伴随社会财富积累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产生相对贫困。导致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社会贫困的三个原因中,人为因素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贫困的产生更多的是人类不当行为,特别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经济行为造成的,同时也意味着,通过不断的修正和改进,“脱贫致富”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积极探索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1、通过国家独立、国内政治稳定解决产生贫困的外部因素,无论对国家整体还是对个人都是脱贫致富的首要前提;2、通过遵循经济运行规律,解放生产力,循序渐进地建立和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从微观做起,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满足其脱贫致富的愿望,保护其生产经营的自由,公平合理分配和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在肯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集中精力解决贫困产生的内部因素,鼓励适应性变革和自主创新,这是解决社会普遍贫困最重要的方法和步骤,是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因,是国家整体富裕的关键因素;3、通过政府积极参与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发展,以宏观改革保证整体经济的方向性,以公平、持续发展为基础实施宏观经济管理,保障参与社会经济实践发展的个人更多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通过调整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再分配和鼓励促进生产效率而达到最大限度解决贫富差距和相对贫困问题;4、几种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贫困问题会有主要表现形式的不同,这就要求政府适时调整对策,集中精力判断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选择贫困还是富裕,更多的主动权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为了保证社会的和谐统一,应由政府代表人民来进行选择。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只有分清主次矛盾,因时因势进行决策选择,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和完善,拒绝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突变式的社会经济变革,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的成果,这也是被中国60年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所检验了的中国经验。战争、动荡、闭关自守、以邻为壑、背信弃义、为富不仁,违背规律,会引起社会的倒退,财富的消灭。和平、独立、生产、贸易、公平、创新和诚信,按照规律发展就能达到社会的公平进步,人民的安宁富足。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普及、社会文明的深入人心,社会财富的日益积累以及人们对脱贫致富的不懈追求和对脱贫经济理论的不断探索,积极地在社会经济实践中采取适宜的措施和方法来消灭贫困,就是对既往努力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富裕生活的最有力的保护,人类的未来将会充满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