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为了满足居民和家庭多元化的需求从而提升幸福水平,需要金融市场中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支持。个体的人生幸福包含多方面的涵义,其中一个重要部分为金融福祉。相关研究表明有益的金融行为能够提升金融福祉,因此家庭金融行为优化构成了提高个体金融福祉的重要内容。通过金融支持促进家庭良性金融行为决策、有效提高家庭金融福祉是促进金融发展,更是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重要政策落脚点。关于家庭部门金融行为的优化,有学者关注区域金融发展对家庭金融行为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有学者关注家庭内部的微观因素在优化金融行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区域金融发展环境下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支持和家庭内部特征共同作用于家庭金融行为的研究,目前仍涉及较少。本文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的家庭与个人为研究对象,将家庭的金融行为划分为消费行为和资产配置行为。以面向家庭的信贷支持和居民的金融能力为切入点,以消费升级和资产配置优化为落脚点,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通过构建居民金融能力指标,分析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能力在促进消费升级和优化资产配置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文章首先在梳理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要研究假设,其次度量了金融机构面向家庭的信贷支持与居民金融能力,以探讨它们对消费行为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在普惠金融这一重要的金融体系下,信贷支持成为缓解资金约束的外部力量,而居民金融能力成为优化金融行为的重要内部动力。金融机构向居民家庭提供的金融教育服务,发挥了提升居民金融能力的作用和职能,有助于丰富金融普惠的内涵,扩展了普惠金融的外延。在信贷支持与金融能力作用于促进消费升级与优化资产配置的方式与机制中,体现了两者的协同性。实证分析部分,首先在放松信贷约束的情况下,运用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方法,探讨了城乡和不同地区家庭实现消费升级的可行路径,同时分析了居民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的机制。其次,将家庭的资产首先按照流动性划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之后将金融资产按照金融需要划分为增长型金融资产和生存安全型金融资产。采用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城乡和不同地区家庭优化资产配置的方式。接下来在上述家庭分类消费和资产配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自助抽样方法的费舍尔组合检验呈现了东部与中部地区、中部与西部地区以及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显著的影响差异,同时分别展现了三个地区的城乡之间的影响差异。最后从针对家庭部门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和家庭拥有的房产资产价值角度入手,同时结合家庭的内部特征如户主的教育程度分析形成地区间及城乡差异的原因,并依据可得的统计资料及实际的家庭人口统计特征数据,对三个地区间以及城乡信贷支持和金融能力影响金融行为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验证。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在引入家庭信贷约束的基础上,首先验证了当家庭非受信贷约束时,信贷和消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接下来探讨了金融机构面向家庭的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能力对分类消费的影响以及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的机制。在家庭的总消费和质量型消费处于不同水平时,家庭杠杆率和居民金融能力对总消费及其中的质量型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重要的是,质量型消费和总消费分别处于相同分位时,杠杆率对质量型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总消费,且当家庭总消费和质量型消费处于中低水平时,居民金融能力对质量型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总消费。综上,当家庭处于不同消费水平时,家庭的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能力能够促进家庭的总消费,尤其是总消费中的质量型消费。因此金融机构面向家庭的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能力提升将促进家庭的消费升级,同时提高总消费水平。第二,金融机构面向家庭的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能力对家庭分类资产份额的作用表现为:家庭杠杆率显著正向作用于实物资产份额,同时对增长型和生存安全型金融资产份额产生了负向影响。而居民金融能力显著负向作用于实物资产份额,同时对两类金融资产份额均形成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面向家庭的信贷支持有助于促进实物资产的配置,而相比于信贷支持的作用,居民金融能力能够更有效地提高两类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满足家庭更高质量的投资需求,促进财富积累。第三,运用自助抽样方法的费舍尔组合检验分析了家庭的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能力作用于分类消费及分类资产份额效应的地区间和城乡差异后发现:在质量型消费处于一定水平的家庭,其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能力对质量型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间和城乡差异,同样地,它们对分类资产份额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地区间和城乡差异,即针对不同地区和城乡的金融支持政策或金融服务应考虑信贷支持和金融教育差异化的作用效果,做到因地施策。第四,分析地区间与城乡影响差异的原因可以得知,家庭的房产资产价值可以部分解释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而家庭户主的教育程度可以部分解释城乡差异。因此,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和优化资产配置的措施应考虑地区间家庭的房产资产等财务状况以及城乡居民的个体特征,如户主的教育程度,从而缩小地区间及城乡家庭消费水平以及资产配置形成的财富积累方面的差异,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风俗习惯、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我国不同地区进行差异化研究非常必要。在分析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能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时,将我国按照行政区划分为三个地区,分别探讨各个地区家庭的消费效应,在此基础上检验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异,并进一步从家庭特征角度分析差异产生的内在原因,为促进消费升级的地区差异化研究提供实证支持。另外涉及信贷支持与居民金融能力对分类资产配置的影响时,同样从地区差异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家庭分类资产配置效应的基础上探讨地区差异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差异形成的可能原因,对现有研究形成了重要补充。第二,在探讨居民金融能力影响消费行为的基础上,阐述了居民金融能力促进家庭分类消费的作用机制,不但考虑了家庭正规负债和财富的作用,而且分析了居民金融能力对社会资本中亲缘关系的影响,拓展了消费行为研究的作用路径。第三,金融机构面向家庭的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能力在优化家庭金融行为的过程中体现了协同作用,同时金融机构的金融教育服务提升了居民的金融能力,丰富了金融普惠的内涵,扩展了普惠金融的外延。本文首次探讨了金融服务中面向家庭的信贷支持和居民金融教育两者相互作用下发挥对消费行为和资产配置行为的关键作用。就促进家庭的消费升级而言,针对农村家庭的加杠杆和针对城镇家庭的金融教育更有效,针对西部地区家庭的加杠杆和金融教育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有效;就优化资产配置而言,针对家庭的实物资产配置,杠杆率的作用更为有效,针对增长型和生存安全型金融资产配置而言,城镇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的居民金融能力培养更为有效。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家庭而言,有助于指导家庭在其支付能力范围内通过适度借债以及自身金融能力的培养合理地安排其消费选择及资产配置规划,实现消费升级与优化资产配置的目标。对金融机构来说,进一步帮助金融机构了解各类家庭的信贷及金融教育需求,推进信贷工具的创新,设计出更加符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并实行符合个体特征的金融教育,提升金融创新支持消费和资产配置的匹配程度。考虑到优化居民家庭消费和资产配置的金融支持政策很多都是区域性、地方性政策,而地方政策本身的作用对象是本地区的居民和家庭。因此对政府相关部门而言,通过了解不同地区金融支持政策施政效果的差异,有助于推进地方金融支持政策更高效且具有针对性地服务于家庭的消费升级与资产配置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