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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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得益于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信息技术愈发成熟,“人脸识别”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物识别技术被大量地运用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则是借助生物识别技术进行采集、处理、加工而来的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信息类型。由于生物识别技术在我国的广泛运用,实践中各种关乎人脸识别的相关案例在近两年也是频频出现,关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亟待法律规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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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得益于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信息技术愈发成熟,“人脸识别”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物识别技术被大量地运用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则是借助生物识别技术进行采集、处理、加工而来的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信息类型。由于生物识别技术在我国的广泛运用,实践中各种关乎人脸识别的相关案例在近两年也是频频出现,关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亟待法律规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弥补了我国长时间以来在这一方面的立法空白,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运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去解决现实中的复杂案例,尚需不断探索与完善。关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内涵和法律属性,理论界尚不能对其形成统一意见。从生物识别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一种对生理和行为特征进行数据化处理的信息类型;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来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被列为一种敏感个人信息。但就其法律属性,理论界目前也是众说纷纭,新型人格权论、隐私权论、财产权论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不同的界定。由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侵权行为与其他一般侵权行为相比更为复杂和特殊,其相较于一般侵权行为更难以认定。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侵权行为从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可划分为积极侵权行为和消极侵权行为,因此,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对涉及生物识别信息的侵权行为进行区分。关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行为下的救济途径,笔者的观点是需要从信息处理行为、行为主体、责任认定、损害赔偿等多个方面去考虑。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尚未就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作具体规定,如何规范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处理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在信息的处理过程中涉及到多方主体,对于信息处理者而言,需要对其预设更为严格的信息处理要求;对于信息主体而言,更充分的权利有利于保障其个人信息的安全。其次,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行为的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也是不尽相同的,对此也是需要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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