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军政当局派遣大批以“文化提携”为名义的人员来华,水野梅晓即为其中一员。青少年时代的水野梅晓师承水野桂严、高见祖厚,在东亚同文学院接受中文教育,并深入中国佛寺修行,在日本对华“佛教工作”的崭露头角。水野受根津一“兴亚主义”观念影响,提倡所谓“文化防卫论”,并依靠根津一、头山满和犬养毅等人势力,将为日本争取在华传教权作为“文化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水野梅晓先后筹办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与东京的东亚佛教大会,组织日本佛教徒访华团调查中国佛迹。伪满洲国成立后,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下,他盗取满文大藏经,并服务于“日满文化协会”,通过在日本建造承放三藏“佛骨”的玄奘塔,利用佛教的影响力,服务于日本的侵华国策。在“文化工作”的名义下,水野出任东方通信社调查部部长,成立中国时报社,大力收集各类中国情报。他还作为地方交涉代表,接济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革命派人士,协助关东大地震留学生返日事宜,以及从事中日关于“东瀛惨案”、长沙“六一惨案”的协调工作。水野梅晓在华人际网络复杂且广泛,他与太虚、郑孝胥等人交往颇深,在政界与各方势力周旋,与孙中山、蒋介石、殷汝耕、吴佩孚、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人都有交往。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民众对水野梅晓的在华活动感观颇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水野梅晓为伪满洲国的成立大唱赞歌,从而使中国民众认清其本人及其所从事的对华“文化工作”的本质,对水野梅晓的评价不佳。水野梅晓是近代日本对华文化工作的实践者,在其身上可以看到一工作的诸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