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进入极大的缓解了技术、资本等关键性生产要素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制约,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改善了中国工业的绩效。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和整体实力的大幅提升,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领先地位开始逐渐受到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主要工业化国家逐步调整对华直接投资战略,更加有效地控制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成为这些国家的共识(彼得·诺兰、刘春航和张瑾,2007)。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引资形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迫切需要在理论和经验层面上重新估计不同来源地FDI的投资动机及中国工业吸收能力的变化对中国工业绩效的影响,为制定新的(差异化)外资战略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本文遵循Krugman(1979)的传统做法,在Du、Harrison and Jefferson(2012)的研究基础上,将在华FDI分为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港澳台两个大类。首先从不同来源地FDI的投资动机出发,在隐含吸收能力同质性假定条件下考察了不同来源地FDI的投资动机对中国工业绩效的影响。接下来进一步放松吸收能力同质性假定,引入吸收能力变量,估计了不同来源地FDI影响中国工业绩效的效应,尝试给出一个有关“不同来源地FDI影响中国工业绩效”问题的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本文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构建了一个不同来源地FDI影响中国工业绩效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形成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说;第二部分从经验层面上系统检验了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工业绩效的影响,并且估计了门槛临界值;第三部分是在一、二的基础上,就如何充分释放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改善中国工业的吸收能力,保证外资有利于改善中国工业绩效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发现是:第一,以垄断知识资本为主要动机的主要工业化国家FDI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绩效的贡献在当期显著,滞后期则明显减弱,对劳动密集型工业绩效提升的正向效应不显著。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过垄断研发资源与高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以维持最高的知识资本存量水平,对技术溢出效应的控制也最为严格。本文估计的投资动机门槛效应表明,如果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华知识资本存量门槛临界值高于19.0983%时,其FDI则能够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绩效的提升产生有利的影响。第二,以文化趋同性为主要动机的港澳台FDI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绩效提升的正向效应不显著,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港澳台跨国公司侧重于利用文化趋同性来降低劳动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自这一地区的FDI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贡献明显强于资本密集型工业。投资动机的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如果文化趋同性门槛临界值高于71.5763%时,港澳台FDI对劳动密集型工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第三,随着中国工业吸收能力的提高,主要工业化国家FDI对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工业绩效的改善作用亦会随之增强,而港澳台FDI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绩效的贡献则并不明显。这一现象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规模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密切相关。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如果人力资本存量门槛临界值高于24.9956%、技术位置差距处于门槛临界值1.3218万元/人和2.5973万元/人之间、民营企业比重门槛临界值高于38.1966%时,主要工业化国家FDI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增强,有利于改善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绩效。新时期的中国应积极实施差异化的外资(政策)战略,果断地将FDI重心从传统的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以持续改善(提升)中国工业绩效为目的。首先应扩大和释放主要工业化国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有选择有重点地推动中国工业与主要工业化国家跨国公司展开配套协作,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加快实现先进技术的转移。不断强化中国工业对知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有效积淀,提升中国工业整体竞争力。其次应不断提高港澳台FDI与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关联度,避免冗余FDI过度进入。有针对性地鼓励港澳台跨国公司利用适应性前沿技术带动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提高产业层次和市场占有率,加快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的进程,提升中国工业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同时还需要采取有效的激励政策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缩小技术位置差距、优化工业所有制结构,进一步改善中国工业的吸收能力,最大限度提升中国工业获取FDI技术溢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