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银行业历经各种深刻变革迅速发展壮大。在此过程中,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影响的研究,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都提出了不同观点。本文经研究后认为,该影响是由通过“溢出效应”和“鲶鱼效应”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通过“挤出效应”和“摘樱桃效应”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两部分共同组成的,并进一步指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各自的影响力大小都会随外资银行进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两者中占据主导优势的一方将最终反映为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并且该影响效应也会随外资银行进入水平的变化而出现方向性改变。根据上述理论研究成果,本文提出研究假设,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将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水平提升,但是当外资银行进入达到某一程度以后,该影响会出现方向性变化,即存在“阙值效应”,并且整个效率的影响过程呈现出“倒U型”。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结构体系的特殊性,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商业银行面对外资银行进入时,其效率水平可能因此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问题提出质疑,也相应提出研究假设。针对该两条研究假设,本文又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此展开讨论。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选取了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14家商业银行在2007-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的研究方法对各家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其它的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构建实证模型,对外资银行进入水平与我国银行业效率水平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展开深入研究,以此来验证之前提出的两条研究假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存在“阙值效应”,并且整个效率的影响过程呈现出“倒U型”;（2）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水平的影响并不会因银行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3）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我国银行业效率水平提升,通过扩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或存贷款比率也是我国商业银行提升效率水平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商业银行通过内、外部融资或处置不良资产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银行业资产占比的方法并不能有效改善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相反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最后从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实施有效金融监管,以及顺应科技变革趋势、坚持业务创新驱动、加强与外资间的互利合作等视角,分别为我国监管部门和国内商业银行提供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从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出发,多视角研究银行业的效率水平。本文在评价我国银行业效率水平的影响因素时,不仅重点关注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情况,同时也兼顾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问题可能给商业银行效率水平所带来的影响,并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实证模型中控制变量的一部分加以分析。（2）突破单向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创新性提出正负双重影响叠加效应。在现有相关文献中,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仅停留在正面或负面的单向影响效应的假设之上,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了适当延伸,提出外资银行进入会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双重影响的观点,并认为其综合效应的影响大小以及影响方向会随外资银行进入水平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该观点在后续实证研究中得以验证。（3）对实证模型作适当修正,引入二次项变量研究影响的“阙值效应”。本文提出当外资银行进入水平达到某一程度以后,对我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会出现方向性变化的想法,为验证这一研究假设,本文在前人经典线性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二次项变量对影响是否存在“阙值效应”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