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第二任领袖。他生活在社会极其动荡的晚明时期,并以拯救国家之颓势为己任。他一生从政时间虽然短促,但却经历了东林党由盛到衰的整个过程,而自己也是东林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高攀龙的政治理念并不等同于东林党,事实上经过了一个前后期之间的转化。前期侧重由道德哲学向政治实践推拓,强调道德涵养的先决地位;后期则侧重由政治实践反馈道德涵养,侧重政治实务的展开。因此前期的高攀龙与东林党较为合同,而后期则在双方之间产生了断裂。另一方面,晚明心学因阳明高弟王畿、王艮的讲学而影响广远,渐衍为思想界的主流。但二王立“见在良知”说,主张直接由心体悟入,致使王门对阳明“致良知”产生理解上的重大分歧。二王及其后学在弘盛师说的过程中,佛教思想的渗入愈趋明显,所谓一往蹈虚之流弊也渐趋横行。高攀龙针对这样的学术气氛,提出了纠偏王学流弊的方法,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高攀龙由重新分疏主体之心切入,在沿用阳明“心体即性”的前提下,以性为更高本体,主体之心需接受来自于性的约束,从而将主敬与主静的工夫引向对本体之性的发越,从而超越心学的学理框架,由心入性,由性入理,最终把捉终极实体。因此他认为学问之要在于复性。同时,他又以“身”这一概念为纽带,打通天理与人心之间的藩篱,使得格物穷理之外在工夫能转化为主体意义世界中的自我确认,从而避免朱子学外循求理的弊病。因此高攀龙的思想本质上是以身、性两者双向规约了主体之心,确保主体在涵养中能时刻得到来自性体的道德保障。高攀龙的学问本意,是欲在天理之一元涵摄下,以不消泯主体性的方式来发展儒学,因此体现为对理学与心学的一种学理接洽。这并不是说高攀龙的思想缺乏独立性,而恰恰说明高攀龙站在了思想史的视野下看待后起之心学,并在肯定其学术贡献的基础上,试图使之与宋代理学之间形成逻辑上的承接关系。这种接洽体现着高攀龙的学术个性,是其区别于理学所在。而且,道德哲学中的个性也正是其在政治哲学领域出现前后变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