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通规模日益扩增而执法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下,电子执法的普及将成为必然趋势。从提升执法力度与节约执法资源的角度来讲,电子执法正好迎合了社会需求,然而电子取证的主体资格却一直饱受争议。本文试图论证:推定制度是证据确定性的重要补充,而私人执法在追求效率的层面弥补了公共执法的不足,成本和效率是催生电子执法的根本动因;此外,电子执法容易导致执法过度从而损害最优执法,在成本与效率约束的框架内,“宽严相济”的执法策略和“低概率-高强度”的执法策略才能满足执法最优。文章具体分为以下几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通过“首例电子眼引发的民告官案”引出本文论证的主题。第二部分,结合推定制度来分析电子取证的确定性。司法的证明标准与社会获取信息的能力正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侦查水平的提升,推定则是认定证据资格的重要补充。在信息技术能够满足证明需求的前提下,证明成本会随着证明标准的提升逐渐递增,当证明活动达到一定的临界点——继续追加一单位的证明成本和采取推定导致的预期错罚损失相等时,适用推定将是符合社会预期的选择。电子取证涉及对摄像端、放像端以及制作过程等多个环节的控制,当执法机关投入的证明成本达到这个临界点,适用推定才会符合追求效率的证据法原则。第三部分,结合私人执法制度来论证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公共选择理论揭示国家并不必然成为公民权利的“守夜人”,在财政预算规模的限制下,政府决策的动机除了促进社会福利之外,还会考虑最大化其自身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金、荣誉、权力、地位等)。私人执法为执法主体正确行使权力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激励,当法律制度包含一个使执法者根据自身利益去执行法律却能够完全符合立法者期望的机制时,就能够引导执法主体在提升执法效率的同时兼顾社会公益。“电子眼”的私人经营正好迎合了社会对执法效率的需求。第四部分,对电子取证主体资格的分析可以发现,成本与效率的制约催生了推定和私人执法制度,其同时也是最优执法理论形成的基础。创收性执法因涉嫌公权寻租而饱受争议,但在执法主体和驾驶人员长期的博弈中,其并没有泛滥成灾超出社会的承受限度,而是在“宽松执法”与“严格守法”之间达成了均衡;在不稀释法律威慑效应的前提下,“低概率-高强度”的执法策略满足执法最优,现实中过度安装“电子眼”的行为恰好是对最优执法理论的否定。